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第7/11页）

只有当灾难逼近无法逆转时，仇恨才会迸发：人们仇恨希特勒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那时灾难已经摧毁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人们仇恨斯大林是在他死后，那时恶魔已不再危险，关于他的神话已经化为腐朽。

东西方的政府首脑都曾以最高级别接待过我们可笑的民族恶魔。但是，即使在他当权的最初时期，即使在他利用人们的错觉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卫士时，他已经让我感到厌恶，就像他当权的最后阶段一样。在他开始在恐怖戏中露出狰狞的牙齿之前，我对他有一种来自直觉的怀疑和憎恶。我不可能把这整出闹剧视为“荒谬的其他”一笑置之。逐渐地，他变本加厉，露出了锋利的魔爪，狂吠的声音愈发嚣张。他的魔鬼般可怕的荒谬不是可以忽视的“其他”，而是全部，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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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丑当政不久，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作家向我出示了一份由一群德高望重的专家开出的有关其“精神状况”的报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担心最坏的结果：根据这份报告，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领袖，人民最亲爱的儿子，就应该不容延误地被收入监狱。

很快他的偏执越发嚣张：通过制定劳动法，工人被禁锢在他们的岗位上，绝对服从监管；通过制定家庭法，人们无法离婚，无法堕胎，未婚的情侣受到歧视；通过制定学校法规，孩子们成为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对象。在他向饥饿的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中，我们看到了马戏团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快乐的奴隶在严厉的幼儿园老师挥舞的皮鞭下建成的。小丑在他的马戏团里只保留了被催眠的侏儒，他们的任务是为他喝彩，还有一些肌肉发达的巨人，他们组成了他的国家安全系统。

那个时候，我就小心地计划离开那个“苦力营”，根本不需要再过十年，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片犀牛打滚的沼泽地，这些犀牛喜欢在粪便里游泳，还喜欢告发别人。

我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那种可恶又可怕的状态，它让人精疲力竭，让人痛苦不堪，最终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当然，心理医生们都知道，这种病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但是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相同，必须认真对待和治疗。

傻瓜奥古斯特不再是仅仅表演滑稽戏，他自己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幻觉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这真是一种危险的境况。起初只是稍稍地“模仿”，到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状。

在极权统治的马戏团里，不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无法判断出谁在装病，于是心理诊所的候诊室就成了人们躲避、祈祷和伪装的避难所。这些候诊室成为“合法的”藏身之处，让人远离那肮脏的舞台，以及那些谎言和惩罚，还有每日的苦痛。

既然精神压制曾经是国家用来对付“不良分子”的武器，把这种可以摧毁你的最简单的武器拱手交给国家似乎是不明智的。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眼中的“良民”，那时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我在心理医生办公室里的耐心等待终于给我带来了“解放”和“胜利”：我被宣布不适合工作。每年一次体检的侮辱让我免受了生活中其他无数次的侮辱。如果那个真正有病的人（是他让整个国家处于病态之中）决定引退，不论是因为明显的“健康原因”还是年龄原因——这两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就可以“康复”了。而事实是，我是那个遭受苦痛的人，小丑的照片从每个街道的角落盯着我，让我不得不一天天加大用药的剂量。于是，最后，我也染上了他的病症。从这种奇怪的角色颠倒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疯子是如何把他的精神分裂症强加给所有人民的。

在这种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唯一变得清晰的是角色阐释者和角色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角色的阐释者可以表现所有疾病共同的病症，而角色只能是他自己。

白脸小丑代表的只是荒谬的权威，奥古斯特只代表对抗、嘲笑和痛苦吗？“一旦我们妥协，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白脸小丑（法西斯分子）就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类似的小丑。”费里尼这样说。

若干年前，在我发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后，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过于严肃，太拘泥于道德，你不够有趣，傻瓜奥古斯特的形象完全与你不相符。”我把傻瓜奥古斯特当作一种自传的表现，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因为我想远离现实，或是孤独和脆弱，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反叛，我认同他是因为我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那个丑恶的小丑渐渐将被奴役民族的仇恨变成了麻木和绝望。在这种悲哀的绝望中，奥古斯特的笑声和眼泪在他同样遭受痛苦的同伴那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