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19/30页）

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士兵留在医院里康复。他们一旦从昏睡中醒来，吃过东西，有点力气后，情绪就变得刻薄又粗暴起来，即便那些不会永久残废的士兵也是如此。这些人多数是步兵。他们躺在床上吸烟，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回想近日的事情，或者愤愤地聚在一起闲聊。他们十分怨恨自己。有几个告诉布里奥妮，他们连一枪都没开过。但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对那些“高官”感到不满，不满自己的长官在撤退时抛下他们，不满法国佬不战而溃。对报纸上盛赞奇迹般的大撤退和小船的英勇事迹更是批评尖刻。

“靠，一塌糊涂，”她听他们骂道，“我操他妈的空军！”

有些人甚至连将军和护士都不分，用药时很不友好，也不配合。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将军，还是护士，都是没头没脑的家伙，只知道发号施令。德拉蒙德护士长来探望了一次后才把他们调教好。

周六早晨八点，布里奥妮没吃饭就离开了医院，沿着河左岸朝上游走。走到兰贝斯宫门时，三趟公车正好开过。所有的公车站牌现在都是一片空白，说是迷惑侵略者。这倒不是问题，她本来就打算步行的。但事先记住几个街名也没用，所有路标都被拿下或抹去了。她隐约记得先沿河走几英里，再左转，应该是朝南方向。城里的规划图、地图全都被收缴上去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借到一张1926年版的破破烂烂的公交图。图沿着折痕的地方都撕开了，正好是顺着她要走的线路。要打开它，就非得冒弄成碎末的危险。而且给路人的印象也正是她所担心的。报纸上说，德国伞兵化装成护士或护士长潜入城里，混在居民中。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会查地图，或者操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问东问西，却对平常的童谣一无所知。每每想到这些，她就禁不住觉得自己形迹可疑。本以为穿着制服能稳当地通过这些陌生的地方，但事与愿违，现在却愈发像个间谍了。

她逆着早晨的车流一面走，一面回想着学会的那些歌谣。但能记全的却没有几首。前面有个牛奶工正下车准备调紧马套。走近时，发现他正对着马儿叽里咕噜说话呢。布里奥妮在他背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准备问路，突然想起老哈德曼和他的马套来。如今上了七十岁的人，1880年应该都是她这般岁数吧。那依然是马车的年代——至少在街上都是马车吧。老人们都不希望它逝去。

她向牛奶工问路时，他倒非常热情，长长地讲了一大通，只是听不大清楚。这人长得很高大，白胡子上渍满烟迹。他的淋巴有问题，说起话来鼻孔里一串嗡嗡声。他挥手示意向左的岔路，要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布里奥妮本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河岸，但走时注意到老人在看着自己，想想不理会他指的路线总有些不礼貌。没准向左的岔路还是条近路呢。

经历和见闻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常惊讶自己还是那么的笨手笨脚和自惭形秽。一旦脱离集体，一旦独自出去闯荡，她就傻里傻气，六神无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过着封闭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按部就班。她很清楚自己在医院里的低微地位。随着工作上熟练起来，接受任务时也能更好地照程序行事，渐渐地就不再想自己的事了。从在樱草山写完中篇小说的那星期起，她好久没有独立行事了。当时那兴奋劲儿，现在看起来真傻。

走过桥下，一列火车恰好从头顶驶过。那雷鸣般轰隆轰隆的节奏直钻入她的骨髓中。钢铁擦过钢铁，相互碰撞着，直挺挺的，一大块、一大块阴沉沉地悬在头顶上。一扇莫名其妙的门嵌入砖墙中。锈迹斑斑的支架上钳着生铁铸就的庞大管道，谁也不知输送些什么——如此臃肿庞大的工事该是超人的杰作吧。她只配拖拖地板，扎扎绷带。真能有勇气去走这一趟吗？

出了桥下，穿过晨光中灰尘蒙蒙的三脚架时，火车已远在郊外，只传来低低的吱嘎声。布里奥妮再次告诉自己，她需要的是勇气。她又经过一处很小的市立公园。公园的网球场上有两个穿法兰绒的男人在来回推球，懒洋洋地为比赛做热身。附近的长椅上坐着两位身着卡其短裙、正在读信的女孩。布里奥妮想起了自己的信，想起那张裹了蜜糖般的回绝人的纸片。值班时，她一直带在身边，放在外衣口袋里，结果第二页上给石炭酸浸出一片螃蟹似的印迹。她无意间觉察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她会像灾难一般回到他们中间吗？是的，一定会的。然后，再编个不甚高明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又寄给哪家杂志来满足她的虚荣心？长篇累牍地谈些光啊、石啊、水啊什么的，叙述分作三个视角来回变换，处处萦绕着似乎万古不变的凝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藏她的懦弱。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那短短小说里的逃避，正是她生活的写照。每件她不愿面对的事情，同样不会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这至关重要。现在她该做什么呢？她缺乏的并不是小说的骨干，而是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