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四十六章（第4/7页）

章洋的声带发出的真声假声混合的嗓音使伊力哈穆哭笑不得，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干部要这样呢？一个苦笑从他的脸上掠过。他抬起了头。他看到社员们投向他的目光，严肃的和亲切的，惊恐的和同情的，愤怒的和悲哀的，所有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交叉在他的心上。他还注意到萨坎特的专注和期待的目光，玛依娜尔的孩子气的惧怕和烦乱的目光（奇怪，何顺没有在），他完全可以断定，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同情也是在他这一方面。于是他正面对视了章洋的空虚而蛮横的、神经质的目光。那种目光里威吓已经不如绝望更多了。他又轻笑了一下，转过头。他看见在会场后面，在门旁，在煤油灯的亮光照不到的阴影里坐着三个人：里希提、别修尔和尹中信……

他简直想跳跃欢呼！里希提出院了！别修尔组长与尹队长也来了。虽是在暗影里，他似乎看到了他们从容、镇静的形象。当然，他们是后来的，进会场的时候他扫视过四周，没有发现他们。

这几个人在他的头脑里迅速联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党组织—工作队。他的心踏实多了。他和党在一起，他想起了公社工作队，想起了从各条战线千辛万苦来到农村的同志们，想起工作队这个整体，这个组织，他感到了尹队长他们也在关切地注视着他，他坚信章洋的做法代表不了工作队，更代表不了四清运动。

但章洋又明明是工作队的干部，是驻爱国大队七队工作组的组长。他为了爱护这个组长，维护这个工作组的威信，不得不和章洋斗争。章洋气急败坏地要他站起来，他就是不站。

事情僵了。僵到了他和章洋难以并存的程度。如果章洋正确，他就是抗拒运动，就是理应踢开的绊脚石。如果他正确，章洋就只能是胡作非为，就只能威信扫地，从此无法再在这个队工作下去。那么，究竟谁正确呢？这一点他在内心里早就做过无数次衡量掂量……这就是说，章洋的垮局已定。除了灰溜溜离开七队以外，他没有别的路了。

但是，这对章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总要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何况这种错误并不能完全算在他个人的账上。

如果章洋的错误在于夸张、过火、大帽子压人，置人于死地；那么，他就更应该注意分寸，适可而止，与人为善。

沉默了很久，他蓦地站了起来，立得直直的。他觉得全场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他又听到许多女社员“哎斯大依卜拉维吾尔人特别是妇女叹息时爱说的一句表达惋惜的话，有时作“斯大”。”的叹息。有一个老年妇女的类似哭泣和呻吟的声音，像是胃病的严重发作，这个痛苦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章洋掏出了手绢，擦了擦额角和手心，他被自己的强硬斗志所感动，他满意于自己的威风与狠辣，原来给旁人扣政治帽子能带来这样大的快感，他过去怎么不知道呢？他宣布：“现在请尼牙孜同志发言。”

这就是章洋谋划已久的“小突击”。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又叫做“有枣三竿子，没枣三竿子”。据说，在运动初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打掉四不清干部的气焰（如果对方并非四不清干部呢？）。而且，用这种办法能发动群众！

明白了，有人认为，群众跟的是气势，是嗓门，是帽子，不是真理。

对于这种凡干部皆不清的性恶论和建立在这种人皆有罪的理论上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突击，尹中信已经表示了不能同意。当然，他也无法彻底否定这种做法，因为这根打枣树的竿子并非来自章洋。

在发生尼牙孜被打一事以后，尹中信是这样交代给章洋的：“要调查清楚，不要偏听一面之词，如果他的挨打确实带有政治报复的性质，当然要严肃处理。”

章洋抓住了“当然要严肃处理”几个字，而把尹中信提出的前提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他召开了这次“小突击”会议。他还有一种心理，开晚了会被领导制止住，他所欣赏的这种挥竿打枣的活动也就不能在他的治下举行了，那将造成多么大的缺憾。他知道咱们的领导是很强势的，但是他也知道越是强势的领导越忙碌，他们不可能代庖一切，如果你自己坚持，如果你的斗争气势饱满，如果你的呐喊的声音足够响亮，领导完全可能跟着你走，至少是默认你所做的一切，从此你也就成了大拿，成了顶梁柱。不是每个人都当得成列宁、斯大林、晁盖或者宋江，但是你总该以斯维尔德洛夫、日丹诺夫、林冲与武松为榜样。林冲对王伦展开小突击，是他自己的决策。武松血溅鸳鸯楼，也是他姓武的大突击。所以他章洋说开就开，根本不通知领导。章洋这种易于偏执的人的特点是他下要运动群众，上要带动、推动，说明白了就是挟持领导。领导对一个小小的伊力哈穆能说什么，还不是得听你的？领导要说话吗？好的，我给你起草讲稿，您照本宣科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