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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写回信，”他说，“等我身上填满黄土之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将军不停地想改变气候环境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潮湿的时候，他要干燥；冷的时候，希望暖和；在山区的时候，想换海洋气候。他老是烦躁不安，一会儿要开窗透透空气，一会儿要把窗关上，一会儿要把安乐椅放在背对阳光的位置，一会儿又要挪个地方，直到折腾得筋疲力尽，躺在吊床上晃荡才显得太平些。

圣玛尔塔的日子越来越凄怆，当将军恢复些许平静，再次提出愿去德米耶尔先生的乡间别墅时，雷弗朗大夫立即鼓励他去，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的迹象。将军动身前夕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这对大家都是一句谶言，因为他一生中很少提到死亡，最后几年里更没有听他谈过。

坐落在内华达山嘴、离圣玛尔塔一里远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是一个甘蔗种植园，附有炼制原糖的榨糖厂。将军乘德米耶尔先生的马车走上尘土飞扬的大路，十天之后又循原路回来，不过回来的是搁在牛车上的用他那件旧披风裹着的尸体。早在望见房屋之前，将军已闻到随风飘来的热糖浆的气味，在荒凉中产生了错觉。

“是圣马特奥的气味。”他叹息说。

距离加拉加斯二十四里的圣马特奥榨糖厂是他乡愁的中心。在那里他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他在西班牙结婚，妻子是个美丽的出生在美洲的贵族姑娘，也是他的亲戚，他当时唯一的理想是在圣马特奥榨糖厂与娇妻厮守，过幸福生活，同时经营扩大他富甲一方的产业。婚后八个月，妻子就去世了。死因没有确切记载，不知是恶性热病还是意外事故。丧偶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他从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殖民地公子哥儿突然成为另一个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从此不提死去的妻子，不回忆她，也没有续弦的打算。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一瞬间唤起他回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浆的气味，榨糖厂里的奴隶们表情呆滞冷漠，甚至不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巨大树木围绕着为接待他而粉刷一白的房屋，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榨糖厂，不可逃避的命运将带他去那儿结束生命。

“她名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将军突然说。

德米耶尔先生正在想别的事情。

“谁啊？”他问道。

“我死去的妻子，”他惊觉过来说，“请别在意，那是我年轻时的一桩不幸。”

将军不再说什么。

为将军安排的卧室又一次勾起他的回忆。他仔细察看，仿佛每件东西都是一个启示。除了挂有幔帐的床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弦，拨到正确的钟点，将军躺在吊床上，即使能睡一分钟也好。那时他才看到窗外的内华达山，清晰蔚蓝，有如一幅油画，使他想起一生中住过的别的房间。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他说。

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第一晚，将军睡得很好，第二天似乎大有起色，甚至在榨糖厂兜了一圈，赞扬纯种牛，尝尝糖浆，说了一些炼糖的内行话，使大家十分惊异。蒙蒂利亚将军对这种变化感到奇怪，要雷弗朗大夫讲实话，大夫解释说将军虚假的好转现象是垂危病人常有的。几天内，也许几小时内就可能死亡。蒙蒂利亚听了这个坏消息茫然失措，一拳打在墙上，手都破了。对他说来，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多次对将军说过假话，一直是出于好意或者小的策略考虑。从那天开始，他出于怜悯而不对将军讲实话，并且吩咐接触将军的人都这么做。

那个星期，八名高级军官由于反政府活动被逐出委内瑞拉，来到圣玛尔塔。其中有几个解放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尼古拉斯·席尔瓦，特立尼达·波托卡雷罗，胡里安·因方特。蒙蒂利亚请求他们非但要向将军隐瞒坏消息，而且要把好消息说得更好，让将军的心病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做得更夸张，把国内形势说得欢欣鼓舞，以至将军的眼里又闪出旧时的光芒。将军重提搁置了一星期的里奥阿查问题，又谈起委内瑞拉，仿佛他的理想马上就能实现。

“我们沿着正确道路从头开始，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他说。接着，他以无可争辩的自信做出结论：“我再踏进阿拉瓜山谷的那天，委内瑞拉全体人民都会起来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