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39/41页）

“也怨我自己，那么仓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梅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来盯着我认真地说：

“也有点身不由己。”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胳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吗？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吗？”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吗？”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

“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吗？”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衣，夹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里啪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园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辖一些由从良妓女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吗？”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

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