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第4/9页）

东坡少年巍第，又得前辈名公欧阳修的真心奖掖，本该有似锦前程。的确，命运之神似乎尤其眷顾这位颖发的天才。英宗皇帝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了东坡的大名，登基后，想特诏东坡为翰林学士，宰相韩琦不同意，于是依照惯例，让东坡又参加了一次制举试。治平二年（1065），年方三十岁的东坡，再次制举三等，轰动朝野，自此得以进入馆阁，遂有苏学士之称。

入值馆阁，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做宰相。事实上，仁宗皇帝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然而，终东坡一生，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官，他后半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甚至身陷囹圄，差点连命都丢了。绝代仙才，成了被命运播弄的可怜儿。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东坡三十六岁，遭遇了宦途的第一次挫折。

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其本质是朝廷“ 看得见的手” 过多介入市场，民间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朝廷越富，百姓越穷。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 自’ 是其的意思） 小人矣。”朝廷介入经济越深，便越会与民争利，侵害百姓，更何况，集中到朝廷的财富一定是效率最低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浪费和无法遏制的腐败，为小人佞臣捞取好处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一旦各级官员的欲望之门被打开，就再也没有谁能把它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整个国家崩溃。王安石个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认为他的诗才远在东坡之上，他与东坡政见不同，却能在东坡系狱时，上书神宗，为东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急功近利、无所顾恤的法家思想，与儒家“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

东坡第一反对的是王安石变革科举之议，又反对上元（元宵节） 采购浙灯，而真正得罪王安石身边的新党的，是东坡任进士考官，不齿举子迎合时势，争相指摘祖宗之法，遂向皇帝上疏反驳，深中新党之病。善于明哲保身的东坡，自请贬官，外放杭州通判。

但是新党并没有放过他。神宗元丰二年（1079），东坡四十四岁，新党何大正、舒亶 、李定等人告密，说苏轼的诗文诽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遂将苏轼下狱，由御史台根勘，史称乌台诗案。自分必死的东坡，给苏辙写诗诀别，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两首绝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 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经》的传统是诗言志，陆机《文赋》则提出诗缘情。东坡的诗，与唐代白居易的诗一脉相承，很多时候既非言志，更非缘情，而是为了表达一种趣味，故其诗多不感人。但这两首诗，情感浓郁，直是喷泻而出，是东坡集中难得的精品。

乌台诗案，宰相吴充以下朝中正直大臣上疏极谏，太后曹氏也为东坡说情，但实际上，神宗虽然不喜东坡的政见，对其人则殊无恶感，遂决定结案，把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当时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是同以文学知名的王珪 。王珪 才华、学问、胸襟、经世能力远不及东坡，他由参知政事直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一十六年，官运亨通，秘诀只有一条，那便是揣摩上意，一切以神宗的意旨为准衡。他娴于官场文化，上殿进呈，就说“ 取圣旨” ；皇帝表明了态度，就说“ 领圣旨” ；退朝晓谕禀事者，就说“ 已得圣旨”。时人不齿，称他“ 三旨相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庸官，却对东坡有着难以掩饰的刻骨仇恨。

东坡被贬黄州，照说新党该出一口气了，王珪 却依然耿耿于怀。那是卑贱对高贵、阴暗对光明的仇恨，与政见无关。神宗心里一直对东坡甚是赏识，便与王珪 商量起复东坡，回朝任用，王珪 百计阻挠，更向神宗进谗，说东坡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皇上您飞龙在天，他不知敬爱，却去求取蛰龙的赏顾，显然有不臣之心。在座另一位大臣章惇 赶紧说：龙不是只能指代皇帝，普通人也可以称龙。神宗甚有学问，立即道：是啊，古代以来称龙的人很多啊，比如说荀家八子，号称八龙，诸葛亮人称卧龙，难道这些人也是做皇帝的么？退朝后，章惇 面责王珪 ：相公说这话太过分了吧，您和苏轼有多大的仇，这是要让人家灭族啊！王珪 十分尴尬，辩解道：这样解诗不是我的发明，我不过是转述舒亶 的话罢了。章惇 见他毫无担当，于是也不再客气，说：舒亶 的唾沫你还去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