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第5/9页）

王珪 的谗言，实在是狠毒已极，倘若运气不好，遇到阴刻残险之君，东坡真有覆族之祸了。王珪 进谗失败，又立即诿过他人，更见出其内心的卑琐阴暗。东坡本是至诚君子，《诗》有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君子的光明坦荡，没有让小人见贤思齐，反而更激起小人的幽仇暗恨，无论新党旧党，都容不下这位中行君子。

元丰七年（1084），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幼子苏遁病亡，苏轼便上表朝廷，请在常州居住，立即得到朝廷的许可。可是，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在路上的东坡听到消息，不由放声大哭。因哲宗年幼，宣仁太后摄政，启用旧党，东坡又得入朝辅政。元祐 四年（1089），五十四岁的东坡再一次得罪当权派，以龙图阁大学士贬去杭州做太守。在杭州，他留下了很多世俗意义上的好诗好词，脍炙人口，却多不能动摇人心。

东坡的这次外放，首先是因为他触迕了宰相司马光。这位编有《资治通鉴》的大学者，本来应该明白广开言路方能长保太平的道理，可是，权力让他头脑发昏，他一心只想尽废新法，却不知新法亦非百无一是，东坡比他看得深，也因此触怒了司马光，于是一团火气就向东坡发作。东坡却心平气和，对司马光讲：您亲口跟我讲过，当初韩琦做陕西大帅，您做谏官，与韩琦起了争执，韩琦很不高兴，您也无所顾虑，现在我跟您提意见，却不许我把话讲完，难道是因为做了宰相的缘故吗？司马光哑口无言，只好干笑几声，把场面混过去。然而至此，司马光就有了把东坡逐出都城之心，只是因为他不久病卒，才未及对东坡下手。

但旧党中那些希合求进的小人，对东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东坡的正直无私，更映衬出他们内心的阴暗卑琐，于是有人旧账重提，又拿乌台诗案说事，诬蔑东坡诽谤朝政；有人说神宗驾崩，东坡不知悲哀，反而诗里出现“ 闻好语”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罪该万死，幸好此诗刻石时日俱明，东坡又逃过一劫。

为什么无论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都不能容忍东坡呢？元祐 七年，东坡守扬州，从扬州教授任上离职的曾旼 ，到真州（今江苏仪征） 看望曾经权倾一时的新党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后来却出卖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贬，东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别恨苏氏兄弟。知道曾旼 从扬州来，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吕惠卿问：你认为东坡是什么样的人？

曾旼 道：东坡是个聪明人。

吕惠卿怒道：尧聪明吗？舜聪明吗？禹聪明吗？——意思是尧、舜、禹才是真聪明，东坡也配？

曾旼 回答道：不是这三人的聪明，但也是一种聪明。

吕惠卿开始语带讥刺：你夸他聪明，这位聪明人他学的是哪一路学问啊？

曾旼 依然老老实实地道：他学的是孟子。

吕惠卿更加愤恨，咆哮道：你这是什么话！

曾旼 却神色不动，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我就凭着这一点，知道东坡是学孟子的。

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

宣仁皇后摄政期间，东坡虽时时要提防小人们的暗箭，总算能稍展所长。他直做到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这是他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职，苏辙祭文称他为先兄端明，即以此也。这期间，东坡卷入了著名的“ 元祐 党争”，他那自由的、活泼的性情，与河南伊川人程颐刻板方正的性情截然对立，由性情的、学术的不相洽而至于互不相能。东坡兄弟是所谓的蜀党，程颐辈则是洛党，另尚有承继已病故的司马光法统的朔党，以刘挚为首。三派相持不下，彼此争权。直至元祐 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旧党遭斥，元祐 党争才停止。

元祐 党争，是反对新法的旧党内部的意气之争、学术之争，三派鼎峙，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宋徽宗登极后，延续哲宗崇奉新法的政治路线，继续打压旧党。崇宁四年（1105），徽宗给元祐 党人定性，叫作“ 元祐 害政之臣”，由宰相蔡京书写司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的名单，颁之州县立碑，谓之“ 元祐 党籍碑”，凡列为党人的，其子孙不得留京师，不得参加科举，碑上列名而未过世者，一律永不录用。元祐 党籍碑分文臣、武臣、内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四个部分，文臣中又分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三类，文臣第二类以东坡居首，他的学生和终生知己秦观，则在第三类余官名单中傲居榜首。不过，徽宗和蔡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南宗初年，元祐 党人获得平反，改称“ 元祐 忠贤”，凡是列名元祐 党人的后代，莫不以其祖曾入党人而自夸，且根据蔡京原碑拓本，重新摹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