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第2/9页）

“抓小偷！”男人大声喊叫起来，想要追出去，我光着脚下到土间，抱住了他，央求道：“请您不要追他了，无论谁受了伤都不好啊，这件事就由我来给您个交代吧！”

听我这么一说，旁边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也劝阻道：“是啊，孩子他爸，俗话说‘疯子拿刀’[1]，谁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呀。”

“畜生！一定要报警！我可是再也忍不了啦！”

男人呆呆地望着黑暗的街道，愤然说道，其实他身上紧绷着的那股劲儿早已松懈了。

“对不起。请您二位进屋里来，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说着，我迈上了榻榻米，蹲下来，“说不定我也能解决这个事。请进屋说话吧，请吧。不好意思，家里很寒酸。”

二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男人正色道：“无论您说什么，我们也不会改变决定的。不过，我们还是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夫人说一下。”

“啊，请进，请进屋吧，慢慢说吧。”

“算了吧，我们可没这个闲工夫。”

男人说着，开始脱外褂。

“您就穿着外褂进屋来吧。家里很冷，请您还是穿着外褂进来吧。家里没有什么取暖的东西。”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请进。太太也请吧，不要脱外褂了。”

男人在先，女人跟在他后面，走进了丈夫那间六榻榻米房间。糟朽破烂的席子，四处窟窿的纸拉窗，斑驳剥落的墙壁，裸露骨架的纸隔扇，只在角落里有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柜，而且是个空书柜。看到如此破败不堪的房间，两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把露出棉花的坐垫递给他们，说道：“席子太脏了，不好意思，请二位将就一下，坐在坐垫上吧。”然后，我正式向他们施礼，说了一堆客气话。

“初次见面。看来我的丈夫以前给两位添了许多麻烦，今晚不知为什么，竟然做出那么可怕的举动，我不知该如何道歉才好。没办法，他就是那么个古怪的人。”

说到这儿，我说不下去了，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夫人，我冒昧地问一句，今年贵庚？”

男人大模大样地盘腿坐在破坐垫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拳头撑着下巴，上半身朝我倾斜着问道。

“您是问我的年纪吗？”

“是的，您丈夫好像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就是二十六岁喽，哎呀，真是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吗？哎，可不是吗，丈夫三十岁的话，老婆也应该是这个年纪，不过还是让人吃惊啊。”

“我也是，刚才就这么觉得，”女人从男人身后探出头来，“太惊讶了。有这么好的夫人，为什么大谷先生还干这种事啊，是吧？”

“有病，他一定是有病。以前还没有这么过分，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男人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事情是这样的，夫人，”男人口气严肃起来，“我们夫妻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我和内人都来自上州[2]，别看我这样子，以前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也许由于不那么安分吧，反正是厌倦了以乡下人为食客的抠抠搜搜的小买卖，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就带着内人到东京来了。最初我们夫妻二人包吃包住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帮工，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不少的苦，好容易有了些积蓄后，大概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吧，就在中野站附近租下了现在那个寒酸的小房子，只有一间六榻榻米的房间，外带个狭窄的土间，开了一家惨淡经营的小餐馆，因为来的都是些只消费一两块钱的客人嘛。即便如此，我们夫妻一直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经营，因此，我们店的烧酒啦、杜松子酒啦都进了不少货。即便后来酒类越来越难进货了，我们也没有落到像其他餐馆那样不能不转向其他营生的田地，好歹一直经营到现在。再加上，见我们经营有方，那些平时关照我们的客人也更加热心照顾我们的生意了，有的客人还给我们介绍了所谓军官特供的酒和酒菜的路子，得以细水长流地维持下来。即便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空袭渐渐多起来以后，我们也咬牙坚持开这个店。一来我们没有碍手碍脚的孩子，二来不想回老家避难，索性就在东京这么耗着，听天由命，什么时候房子被炸毁了什么时候再说。万幸的是店铺安然无恙地熬到了战争结束，我们才大大松了口气，做起了公然从黑市进酒营业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