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创作笔记（第6/8页）

泽农时不时会说一些教会人士的玩笑话。

或许这里的主要区别在于时代，部分是真实的，部分也是主观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以求更贴近文本（留存到今天的文本相对而言并不多，这一事实也在起作用），我们仍然认为，尤其是仍然感觉到，古代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广阔，更辉煌，最坏的事情本身也因距离而获得了某种尊严：尽管我们作出一切努力来勾勒真实的人物，我们看到的哈德良仍然如同蒂施拜恩看见的罗马原野里的歌德，他既与正在流逝的当下时刻，也与支撑他却没有束缚他的古老传统和谐一致。

哈德良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可能进行理性的交流，他相信语言可以转达思想（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让他几乎以演说的方式讲述自己的一生）；泽农知道任何谈话都有误解和谎言，甚至与友善的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的谈话也不例外。

卡特琳是一个鲍布。

直到现在，我只读过阿普列乌斯著作的前面五六章，其余部分主要是通过内容概要和评注来了解的，我怀着惊奇和赞叹，在一个英译本里读到第九章中那位祭司的话，他讲述的显然是死亡的过程：“我接近死亡的边缘，踩到了珀耳塞福涅的门槛，我掉头回来，经历了一切狂风暴雨。午夜时分，我看见太阳发出灿烂的光芒，我明显地慢慢靠近上面和下面的众神……”这样，濒死的泽农，在只剩下听觉仍然持续片刻之前，最后看见的景象就是太阳在极地夏天的午夜里闪耀。当然，在我的书中，这幅景象是有意为之，因为泽农在瑞典拉普兰地区的旅行是他自己眼里最耳目一新的经历，并且意外地与回忆中一段短暂爱情的“白夜”联系在一起。阿普列乌斯从未看见过午夜的太阳，但我并不因此就对与他的巧合不感兴趣，甚至还更感兴趣。这是死亡，以及战胜死亡的一种原型象征。

约斯·卡塞尔不仅有实际用途；就像科拉斯·吉尔，不管他在人物的生活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肉欲角色，他也回应了某种别的东西，即智力对于普通人的魅力。在层层叠叠的文化之下，对现实的本来面目的兴趣；对简化生活的兴趣。

众所周知，达·芬奇奉行素食主义并对动物世界怀有深厚的温情。人们往往忘记，蒙田也有这种温情，而且用美妙的方式表达过。我研读《悲歌集》时，在多比涅那里也发现很多这样的痕迹。

泽农的热忱可以与乔达诺·布鲁诺的热忱相提并论。但是前者更加干涩。布鲁诺首先是通灵者，是诗人。

从某些角度看，康帕内拉落后于他的时代（也许，他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里使然），但从哲学论辩的角度看，他与我想赋予泽农的语气非常接近。然而泽农不可能将他的思想浇铸在任何形式的乌托邦里。

泽农二十岁时拒绝的蒂埃里·卢恩给他的提议，正是康帕内拉差不多二十六岁时所拒绝的，他为此坐了三十一年牢狱：带领一小群人，武装起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反抗。

布鲁诺和康帕内拉在骨子里是诗人，泽农一点儿也不是。

自杀。泽农自杀，不是出于原则或者由于某种特别的吸引力，而是他被挤压在一个不可接受的妥协和一种毫无意义的痛苦的死亡之间，我们任何人处于他的位置都会像他那样做，比如，K.洛维特的母亲面临被送往达豪的威胁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以同样的方式，切开自己的静脉。）哈德良，为防备落入敌人之手，让人在自己胸前心脏的位置作了标记，他也会同样做，而且同样“睁开双眼”。

但是，哈德良在临终时刻回顾的是自己作为人的过去，而不是朝向已经将他带走的巨大的声音和光亮。

自杀。泽农，三岛由纪夫，蒙泰朗（1972年9月21日去世，即五天前——我在26日星期二，1972年，写下这些字）。被撕裂的，打开的身体，释放了灵魂。（三岛由纪夫死于1970年11月。他的最后一篇访谈死后发表在《费加罗》上，我记得其中提到了《哈德良回忆录》。）

泽农处于动力论和生机论思想的最边缘，在现代类型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边缘；我们走完很长一段路之后，回到了非常接近于吉贝尔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精神概念，我们身后有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界，我们与他在这些边缘上相遇。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似乎分割为两部分，他既纵情声色，又深情款款，一方面是酒馆和妓女，另一方面是他对所谓贞洁女人的柔情和热忱——他按照游戏规则（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她们是这样的，他属于有教养而又追逐声色的那一类人，这个世界在我们之前一直存在（也许今天仍然存在……）。饥荒期间他给短缺食物的美人送去火腿，这个情节显示他第一次向前迈出一步，超越了唯一的感官享受，唯一的虚荣，以及他所属时代的唯一的理想主义偏见。在一分钟里，他爱的是这位贵妇本人，是她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