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3/8页）

他很动情地用手触了触他的脑袋，我点了点头。

“如果他活着，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一个像詹姆斯·J·希尔那样的人物。他会帮助建成我们的国家。”

“说得不错。”我颇感不适地说。

他笨拙地摆弄着绣花的罩单，想把它从床上拿走，然后拘谨地躺在床边上——马上便睡熟了。

那天晚上，一位显然是心里担着害怕的人打来电话，要求先弄清我是谁后才肯通报他的姓名。

“我是卡拉威先生。”我说。

“啊!”他松了口气，“我是克利普斯普林。”

我也感到了一丝宽慰，因为这似乎预示着在盖茨比下葬的时候又多了一位朋友。我不想把葬礼的事登在报上招来一帮看热闹的人群，所以我这阵子一直在给他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可这些人也真够难找的。

“明天举行葬礼，”我说，“下午三点钟，就在他的家里。我希望你能再转告几个感兴趣的人。”

“哦，我会来的，”他急急忙忙地说，“当然我也许碰不到其他的人，不过如果可能，我会转告的。”

他说话的语气叫我产生了怀疑。

“不管怎么说，你自己一定来吧。”

“哦，我肯定会尽可能地参加的。我这次打电话是为——”

“稍等一下，”我打断他说，“你到底能不能来?”

“事情是这样的，唉，实际的情形是我与几个朋友现在住在格林尼治，他们希望我明天能和他们待在一起。说真的，这里明天要有个野外聚餐之类的活动。当然啦，我将尽力从那里赶来。”

我不禁大声地“哼”了一声，他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再往下说话时显得有些局促:

“我打电话是为了我落在那里的一双鞋。我想知道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是不是能叫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运动鞋，没有它们我很不方便。我的地址是B、F——”

我没有听到这地名的全称，因为我已经挂掉了电话。

在这之后我替盖茨比感到了一种羞辱——还有一位先生在我打电话通知他时，他的话里竟暗示出盖茨比是罪有应得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这是我的错，因为这位先生就是一个借着盖茨比给他的酒兴，来辛辣地对盖茨比进行嘲讽的人，我早该料到这一点，而不必给他通电话的。

在葬礼举行的那天早晨我去到纽约见梅尔·沃尔夫西姆;我通过别的任何方法似乎都很难找到他。有开电梯的孩子指路，我推开了一扇上面印着“万字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的门，一开始房里似乎没人。可是在我“喂，喂”的喊了几声之后，听到隔壁的一个屋里响起一阵争执声，随即便有一个长得很惹人爱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屋的门口，用一双带着戒备的黑眼睛盯着我。

“家里没人。”她说，“沃尔夫西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她的前半句话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从里屋里已经传出有人用口哨吹奏《玫瑰花坛》的声音，尽管吹得走了调。

“请告诉一声卡拉威先生想要见他。”

“我不能从芝加哥把他叫回来，我能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无疑是沃尔夫西姆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屋子里喊“丝特拉!”

“把你的名字留在写字台上，”她急急地说，“等他回来时我会给他的。”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隔壁屋里。”

她朝我这边跨了一步，开始将她的两只手在她的屁股上气愤地上下拂动着。

“你们这些年轻人们以为你们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闯进这里来吗，”她责骂着，“我们对此事已厌烦之极。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的名字。

“啊哟!”她又重新打量我，“请你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走进里间去。不一会儿沃尔夫西姆便表情严肃地站在了门道里，向我伸出了双手。他把我拉到了他的办公室，用一种肃穆的声音说，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悲痛的时刻，末了他递给我一支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