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0/79页）

泰德·布朗是个最富创见的人。他出身于一户人口众多的工人家庭，一直来总是得奖学金，最后进了牛津大学。他是三人中惟一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者——我指的是天生的或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者。维利经常抱怨说：“泰德的行为举止就像生活在一个全盛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从小就在某个该死的农场长大。”泰德两眼盯着他，由衷地感到迷惑，他无法理解这有什么可指责的。然后他会耸耸肩，不再去计较维利的话，以新的热情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中去。他是个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身材修长，头发又黑又乱，长着一双浅褐色的眼睛。身上经常没有钱——他的钱都被他捐助掉了。身上穿的衣服总是邋邋遢遢的——他没有时间打扮，或者就是把衣服送了人。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因为他的时间全都奉献给了他人。他爱好音乐，这方面的知识主要靠自学获得；他还爱好文学，热爱他的同胞。在他看来，他的同胞被人扼杀了天性，和他一样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阴谋集团的牺牲品。当然，他们原先的天性是美的，高尚的，善的。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做一个同性恋者。这话的意思是，许多人需要他去保护。他不忍心看见他那个阶级的其他年轻男子过不上像他那样的优裕的生活。有的年轻人似乎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其原因并非是他们那里没有更合适的事可做。他会在兵营里找到这样一个机械师，或者在城里的某次聚会上发现这样一个小伙子，然后就抓住他不放，要他读书，教他音乐，向他解释生活如何充满着辉煌的冒险。他跟我们解释说，“当你在石块底下发现一只蝴蝶(2)时，你就得把它救出来。”他经常带着某个粗野的、呆滞的青年闯进我们所住的旅馆，要求我们“共同照顾他”。他自己就经常这样做。在殖民地两年时间里，他一共救助过十来个游手好闲者。这些人都高兴与他在一起，由衷地尊敬他，而他则一视同仁爱着他们。他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英国，他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让他们学习，引荐他们参加工党——那时他已不再是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确保他们不再冬眠。他结了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极其浪漫地娶了个德国姑娘，生了三个孩子，在一所为穷人孩子开办的学校里教英语。他是一名称职的飞行员，但他故意在最后一次考核中不及格，因为当时他正忙于救助一位来自曼彻斯特健壮如牛的小伙子。那人拒绝学习音乐，坚持认为足球比文学重要。泰德向我们解释说，挽救一位陷入黑暗之中的青年远比为战争增添一名飞行员重要，不管这战争是不是反对法西斯。这样，他就继续留在了地面，后来又被派遣回国，在某个煤矿里工作。但那段经历给他的肺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他为之付出那么多的青年却是他惟一的一次失败。

因不适应煤矿上的工作而被辞退以后，他辗转到了德国，做了名教师。他的德国妻子是个讲究实际、十分称职的护士，这对他的健康大有好处。这时候的泰德需要别人照顾。他伤心地抱怨说，他的肺病迫使他不得不进入“冬眠”了。

即使泰德也对党内这种普遍的气氛反感了。他看不惯党组织内部的明争暗斗，那次分裂出现时，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显然不配做一名共产党。”他十分伤心而刻薄地对维利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吹毛求疵的事都很荒唐无聊。”“是的，你显然不配做共产党员，”维利回答他，“我只是在一再考虑你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明白这一点。”泰德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是在上次论争以后才审时度势进入维利所领导的这个小派系的。他觉得另一派系的领导人，即那位来自兵营的老马克思主义者下士，是位“干巴巴的官僚”，但作为一个人，他仍更喜欢他，而不是维利。然而，他还是站到了维利这一边……提起这一点使我想起以往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事。我一直坚持使用“组织”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班人，与某个集体联系在一起——不错，那几个月我们每天都见面，每天都在一起谈上几个小时。但回想起来，回想起实际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并非如此了。比如说，我觉得泰德和维利就从来没有真正交谈过——他们总是相互嘲笑。噢，不，有一回他们碰在了一起，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事情发生在马雪比旅馆的阳台上。虽然我已记不清他们当时为了什么而争吵，但我仍记得泰德冲着维利大声嚷嚷：“你就是那种早饭前用枪打死五十个人，过后还能吃下六道菜的人！噢，不，你会下命令让别人去执行，你就是那种人。”维利这样回答他：“是的，只要有必要，我会这样去做的……”他们如此这般争吵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牛车隆隆地驶过尘土飞扬的大沙漠，火车在印度洋和首都之间的铁路上蹒跚而行，身着卡其布的农民在酒吧里喝酒，一群群找工作做的非洲人徘徊在蓝花楹树下，一小时一小时耐心地等待着大老板布斯比先生腾出时间过来与他们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