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8/79页）

是的，我们本来觉得他是没有人情味的。他担任的是政委的职务，那是共产党内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人。然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他骨子里是赞成现成的秩序、规范和传统的。我记得杰米就曾嘲笑过他，说他如果星期三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革命，到了星期四就会成立一个传统道德部了。对此维利的解释是，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对那些感情脆弱、命运不济、或者未能适应环境的人毫无同情心。他蔑视那些生活中受个人情感困扰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不会花上一整个晚上好言相劝某个陷入困境的人，而是说他的劝告往往会使对方觉得自己不合时宜或无足轻重。

维利受过最传统、最中产阶级化的教育。他是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和三十年代的柏林长大的，他把当时的社会称为颓废的社会，而他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十三岁时，他迎合时代的风尚沾染上同性恋的恶习；十四岁时，受过女仆的诱惑。然后便出入各种聚会，开快车，与餐厅的助兴歌手为伍。他还曾经心血来潮想感化一名妓女，为此事至今感情上仍是个犬儒主义者。他对希特勒怀有贵族式的蔑视态度，身上的钱包总是鼓鼓的。

他总是衣冠楚楚——即使在这定居地，一星期只挣几英镑时也是如此。身上穿的那一套西装显得很雅致，是花十先令由一位印度裁缝做的。他的身材适中，体型瘦削，背有点驼。戴一顶鲜亮无比的帽子，陡然掠向脑后的乌黑头发在帽子的映衬下闪闪发光。高高的前额显得苍白，一对极其冷峻的蓝眼睛经常隐现在专注地直视前方的镜片底下。鼻子高高隆起，一副权倾天下的样子。当别人说话时，他会眨巴着眼睛耐心地听下去，然后摘下眼镜，起初会露出那双一眨一眨显得缺乏生气的眼睛，接着突然间眯起来，显出十分严厉的样子，并以一种足以使人大吃一惊的傲慢口吻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维利·罗德，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后来去了东德（那是在他期望在伦敦谋取一个高薪的工作失败以后的事。请注意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极其坦率的话：“我听说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很舒服，有车子又有司机。”），成了一位很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我相信他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员。我相信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很讲人道的。但我忘不了在马雪比时的他，忘不了在马雪比时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政治活动分子所度过的日日夜夜，马雪比那段经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尽管我们当时政治上只是向壁虚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切实的责任。

来自兵营的那三个人尽管在牛津时是朋友，但到了这里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协调。他们自己也承认，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以一种轻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认他们相互间缺乏真诚的好感。那种说话的口吻也是我们大家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常采用的。但这个“大家”并不包括维利，他对这种作风的迁就可算是他对自由的默认。这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牛津时，这三个人就是同性恋者。当我写下这个词并看着它时，我能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当我回想起他们三人，想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性格时，这种震惊或不安也就不复存在了。不错，对于“同性恋”这个词，我不得不克服对它的厌恶和不安。这真太奇怪了。我把这个词的含义限制在已经说过的那一层意思上。仅仅过了十八个月，他们就拿“我们同性恋那阵子”来寻开心，并为自己做了所谓的时髦事而自嘲。他们曾经是一个二十来人的松散的团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有点左倾，有点爱好文学，相互间都有这样那样的风流事。这就使这班人显得很惹眼。那都是战争初期的事了，当时他们正等待应召入伍。回顾这段历史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有意摆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样子作为对社会的反抗，而性就是这种反抗的一部分。

三人中就其个人的魅力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保罗·布莱肯赫斯特。他是个年轻人，我以他为原型在《战争边缘》里创造了那个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勇敢的年轻飞行员。其实，他一点热情也没有，只是给人造成那样一种印象而已，因为他对于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反常现象都表示由衷的欣赏。他的冷淡隐藏在他的魅力之中，隐藏在他为人处事的优雅的仪态之下。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长得魁梧结实，但行为举止既谨慎又轻浮。他的脸圆圆的，眼睛则既圆又蓝，皮肤白皙得出奇，但可爱的鼻梁上已布满了浅浅的雀斑。他柔软的头发乱蓬蓬的，总是披散在前额上，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浅黄色，而在阴暗处则呈现一片暖和的黄褐色。线条分明的眉毛也一样既柔和又富有光泽。在任何人面前他都显得那么一本正经，那么彬彬有礼，眼里谦恭地闪烁着一片明净的蓝光。为了表示他的诚恳和赞许，他的身子甚至总有点前倾。与人初次见面时，他总是那样柔声细语的，既亲切又恭顺。很少有人会跟这位满口婉辞（当然是违心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过不去。大多数人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他其实在嘲弄他们。我曾经看见：许多女子（甚至还有男子）一旦领悟到他那残忍的柔声细语的真实含义时，无不因震惊而脸色发白。她们会惊奇地看着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如此坦诚的一个人竟然会与蓄意的粗野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傲慢自大这一品质上，他极像维利。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傲慢。他是个英国人，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极其聪慧，他的父母都很有教养，他父亲还是个爵士什么的。他绝对具有那种因循守旧、不愁吃穿的大户人家所培养出来的精神和体格。这种家庭——他总是以嘲讽的口吻提起它——遍布整个英国的上层社会。他会慢吞吞地说：“十年以前，我就曾经声称过英格兰属于我，我知道这一点！当然，战争会一笔勾销这一切，不是吗？”他的微笑转达出的意思是，他对什么事都不相信，并希望我们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这一层。他原先打算战争一结束就回到伦敦城里去。他还以嘲讽的口吻谈过这件事。“如果我讨了个好老婆，”他说这话时只在嘴角上流露出一丝笑意，“我就要做个管工业的头头，我有智慧、教养和背景——我所缺的只是金钱。如果讨不到好老婆，我就做一名中尉——当然，听别人发号施令，自己用不着承担多少责任，那也会很有趣的。”但我们全都知道，他至少可以做一名上校。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他对这个“共产党小组”满怀信心的日子里，这一类谈话也一直在继续。他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是一套，而后在咖啡馆里又是另外一套。但他并没有轻浮到如嘴上所说的那样子，如果他正好赶上了某次政治运动，又恰好用得上自己的才能，那他倒是一定会在这个政治组织里干下去的。跟维利一样，保罗也正是因为不能如愿以偿做他的商务顾问，才做了共产党的行政官。噢，不，回顾过去，我看清楚了，当时那种反常的现象和犬儒主义都只是时代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