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7/79页）

一写下这句话，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蔼。我现在记起来了：许多年以前我就发现，不管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维利，总能同时用上它的反义词。是的。我翻阅了以前写的笔记，发现在维利的标题下曾列过一张表：

无情的　　　　仁慈的

冷淡的　　　　热情的

感情用事的　　讲究实际的

如此这般一直往下写。底下还有几行字：“当我写下关于维利的这些印象时，我发现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个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实际上所发现的是：用这些话来描述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一点。要描述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说：“维利僵着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让脸上那一对一闪一闪的眼镜片对准正在朝他看的听众，开始以严肃的口吻说话，语气中略现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问题的关键是——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于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在我列出这些意思相反的词语时，我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种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说“好与坏”、“强与弱”这样一些意义大相径庭的词语时，我的态度是超越道德的。当我开始编写“故事”或“小说”时，我便打算奉行这样的准则，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所关心的只是：我应该把维利和玛丽罗斯写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在左派的周围生活了二十年以后（这意味着有关文学艺术的道德标准的说教曾先入为主地影响过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张的却只有这一点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在我看来，人的个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圣的，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吗？如果是，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回头再说维利。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织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个较大组织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个组织的核心——另外一个跟维利一样强有力的人如今正领导着分裂后的另一个组织。维利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核心，是因为他坚信他是正确的。他是个辩论大师，能十分精辟、十分理智地剖析社会问题，换句话也就是说，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条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鲁钝。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继续围着他转，连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尽管有时他们明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我们已经变得十分放肆，甚至敢当他的面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类古怪的差事，我们仍得以他为中心，并依赖他。事实就是如此，这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比如说，当初他来推销自己，并促使我们接受他时，他说自己是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他还编了个十分荒唐的谎言，说自己杀死了三个党卫队员，把他们偷偷埋了，然后逃出国界线，去了英国。我们对此当然坚信不疑。为什么要怀疑呢？后来，早年就认识他的山姆·克特纳从约翰内斯堡来到这里，他告诉我们，维利在德国除了是个自由主义者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希特勒的组织，他离开德国也只是因为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对他的身世将信将疑。我们心里在想，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确信他会的。总之，他就是那么一个凭想像力虚构自己的大好人。

在此我并不想描写维利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当时也太司空见惯了。他是一个为逃避战争而来此留居的欧洲难民。如果我能够，我想描述一下他的性格。有关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总爱坐下来盘计十年内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后预先制订出计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上的事没有比预见五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更困难了。这种做法叫做机会主义。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可说是寥寥无几。机会主义者不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这种人很多），而且需要有固执的脾气和旺盛的精力（这种人就很少了）。比如说，维利自己并不爱喝啤酒，但战争期间整整五年时间内，他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跟一位来自英国警察厅刑事调查部的人一起喝啤酒，而那人又正是他所蔑视的，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预计到这个特殊人物在他需要帮忙时有可能成为一位高级官员。他是对的，战争结束时，正是这个人帮维利大大早于其他难民取得了英国国籍。因此，维利比他们早一两年获得离开定居地的自由。后来是他自己不打算居住在英国，而是回到了柏林。但如果他选择英国，那时他就用得上这英国国籍了——反正就这么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的性质。然而，我们显然都不相信他会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以为他确实喜欢那个来自刑事调查部的人，只不过他偏偏耻于承认自己喜欢一个“阶级敌人”。因此，当维利每每说起“他对我将来会有用处”时，我们便会友好地嘲笑他的弱点，并觉得他因此而具有人情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