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5/79页）

我只想简单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情况很糟，败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个阶段结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阶段一直往下延续，直至战争胜利。

对我们来说——我是指我们这些左派以及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这场战争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不参与这场战争。这妨碍了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当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说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苏联的。这个阶段因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告终。紧接着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局面。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们的共产党组织，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对一个有朝一日将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缺乏考虑。那就是社会活动问题，它是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的存在引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觉中已受到共产党的鼓舞和激励，或被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情形即使在一个只有共产党的小组织存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小镇上，自俄国介入战争，左派因此而活跃起来以后，一个小管弦乐队、一些读者团体、两个剧团、一个电影协会相继宣告成立（共产党本身的活动在此暂不去说它），此外还有一个业余组织对非洲农村孩子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调查报告发表时，曾经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触动，使他们很长时间怀有一种负罪感，并促使六七个社团就非洲问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个镇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类似文化生活的东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欢迎，尽管这些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只限于他们是一班怀有仇恨的人。当然，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当时正处在生机勃勃并且教条主义泛滥时期的共产党人赞许的，但共产党还是鼓励他们，因为坚定不移地信任别人这在当时已形成一种小小的风尚。

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带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后便是一个频繁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一个充满喜悦而自信的阶段——大约结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苏联“路线”的变化什么的，而在于内部的因素，在于共产党自身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去，我看得出，从这个共产主义团体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变化就已呈端倪。当然，冷战一开始，所有的讨论会、社团组织都相继消亡了，任何对中国和苏联的兴趣都由热衷转向怀疑（但那些单纯的文化组织，如管弦乐队，剧团等等，仍继续存在下去）。在我们镇上，就在“左派的”、“进步的”，或者说“共产党人的”热情——这些用词哪个更确切，现在很难说得清——正处在最高涨的时候，党组织内部那些发起者就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或迷惘失措、或彻底丧失责任心。当然，有一阵子，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谁都清楚了，在共产党或其集团内部，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分裂的规律。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或兴盛都是通过不断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来实现的。这种排斥并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么优缺点，而是以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与党内的方针保持一致而决定的。在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实际上十分可笑的业余组织里，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即共产党开创时期伦敦那个称为伊斯拉克的组织身上的一切无不一一重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犬儒主义以及挫折与迷惑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现在我不想多说。从我们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我们当时跟非洲大陆上出现的运动并无任何联系——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诞生以前，犬儒主义就存在了。当时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会，但他们并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白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来请教我们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形势是：一班极其好战的政客满脑子想着如何组织革命运动，他们不顾实际情况频繁活动，想促使黑人骚乱起来，但实际上就是再过若干年黑人群众也不会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产党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内部的斗争、冲突和辩论可能有助于它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毁灭。一年之内，我们的组织就分裂了、形成了帮派，出现了背叛者，而那忠诚可靠的坚强核心，除了个别成员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动，我们的热情一天天在枯竭。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味。我们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种强烈的犬儒主义思想已日渐冒头。一走出严肃的会议室，我们所开的玩笑便与我们所说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从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们的玩笑。一句略带恶意的言辞，一个稍嫌愤激的声音，十年以后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致命的毒瘤。这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除了政治团体或共产党组织，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