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7/29页）

（七）诗馀

一种文学形式，从萌芽到定型，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这种已定型的文学形式，还需要另一个过程，才能确定其名称。词是从诗分化出来，逐渐发展而成为脱离了诗的领域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其过程是从盛唐到北宋，几乎有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最后把这种文学形式定名为“词” ，还得迟到南宋中期。

近来有人解释词的名义，常常说：“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馀。” 这里所谓“又名” ，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好像这种文学形式先名为词，后来又名为长短句，后来又名为诗馀。但是，考之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事实恰恰是：先有长短句这个名词，然后又名为词，而诗馀这个名词初出现的时候，还不是长短句的“又名” ，更不是词的“又名” 。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于绍兴四年甲寅（1134），后集序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书中不见有“诗馀” 这个名词，也没有提到《草堂诗馀》这部书。王楙的《野客丛书》成于庆元年间（1195—1200），书中已引用了《草堂诗馀》，可见这部书出现于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间。毛平仲《樵隐词》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称其集为《樵隐诗馀》。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诗馀” 这个名词的年代最早者。稍后则王十朋词集曰《梅溪诗馀》，其人卒于乾道七年，寿六十。廖行之词集曰《省斋诗馀》，见于《直斋书录》，其人乃淳熙十一年进士，词集乃其子谦所编刊，当然在其卒后。林淳词集曰《定斋诗馀》，亦见《直斋书录》，其人于乾道八年为泾县令，刻集亦必在其后。此外凡见于《直斋书录》或宋人笔记的词集，以“诗馀” 标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间，可知“诗馀” 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新名词。黄叔旸称周邦彦有《清真诗馀》，景定刊本《严州续志》亦著录周邦彦《清真诗馀》，这是严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并非词集原名。现在所知周邦彦词集，以淳熙年间晋阳强焕刻于溧水郡斋的一本为最早，其书名还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诗馀》。

我怀疑南宋时人并不以“诗馀” 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它的作用仅在于编诗集时的分类。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词作者，大多称之为“乐府” ，或称“长短句” ，都编次在诗的后面。既没有标名为“词” ，更没有标名为“诗馀” 。南宋人集始于诗后附录“诗馀” 。陈与义卒于绍兴八年，其《简斋集》十八卷附诗馀十八首。但今所见者乃胡竹坡笺注本，恐刊行甚迟。高登的《东溪集》，附诗馀十二首。登卒于绍兴十八年，三十年后，延平田澹始刻其遗文，那么亦当在淳熙年间了。况且今天我们所见的《东溪集》，已是明人重编本，不能确知此“诗馀” 二字是否见于宋时初刻本。宋本《后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两卷为诗馀，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时后村尚在世。然《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则题作“长短句” 。可见南宋人编诗集，如果把词作也编进去，则附于诗后，标题曰“诗馀” ，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乐府” 或“长短句” 。

“诗馀” 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词以后，书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诗馀附卷裁篇别出，单独刊行，就题作《履斋诗馀》、《竹斋诗馀》、《泠然斋诗馀》，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彦的长短句也题名为《清真诗馀》了。这样，“诗馀” 好像已成为这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但是，我们如果再检阅当时人所作提到词的杂著，如词话、词序、词集题跋之类，还是没有见到把作词说成作诗馀，由此可知“诗馀” 这个名词虽出现于乾道末年，其意义与作用还不等于一个文学形式的名称。个人的词集虽题曰“诗馀” ，其前面必有一个代表作者的别号或斋名。词选集有《草堂诗馀》、《群公诗馀》，“草堂” 指李白，“群公” 则指许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张作词谱，把书名题作《诗馀图谱》，从此“诗馀” 才成为词的“又名” 。这是张造成的一个大错。

《草堂诗馀》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见，不知当时有无解释“诗馀” 名义的话。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见有所说明。直到明代杨用修作《词品》，才在其自序中说：

诗馀者，《忆秦娥》、《菩萨蛮》为诗之馀，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

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这是南宋时人黄叔旸的话，见于《唐宋名贤词选》，其上句中“为诗之馀” ，则是杨用修自己的话。但这句话等于没有解释，他不过加了一个不起作用的“之” 字。到底李白这两首词何以为诗之馀，这个“馀” 字的正确意义是什么？仍不可解。从下一句揣摩起来，他似乎说：这两首词对于诗的关系，则为支流别派；对于后世的词曲，则为祖祢。词出于诗，所以称为诗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