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9/29页）

又汪氏以为唐人五七绝歌诗是诗，李白《菩萨蛮》等作是词，二者既同时并行，故不能谓词出于诗。这个观点，亦有未妥。五七绝歌诗和《菩萨蛮》等词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样是乐府歌辞，没有近体诗与词的分界。以上两点，是汪氏持论未精审处。

李调元作《雨村词话》，其序言亦谈到了“诗馀” ：

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属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属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自唐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绝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管弦，实皆古乐府也。诗先有乐府而后有古体，有古体而后有近体，乐府即长短句，长短句即古词也。故曰：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

此文虽然好像完全抄袭汪森的文章，但结论却不同。汪氏以古近体诗为一个系统，古今乐府歌辞为另一个系统；而李氏则以为今之词即古之乐府，而古诗则导源于乐府，因此，词非但不是诗之馀，亦不是古乐府之馀。因为词本身即同于古乐府，而为诗之所从出，所以他的结论是词“乃诗之源也” 。基于这一观点，故李氏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的歌诗，与李白的《菩萨蛮》等词，同属于古乐府，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处。

吴宁作《榕园词韵》，其《发凡》第一条云：

词肇于唐，盛于宋，溯其体制，则梁武帝《江南弄》、沈隐侯《六忆》已开其渐。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屈子《离骚》名词，汉武帝《秋风》、陶靖节《归去来》亦名词。以词命名，从来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还，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馀，所独也。顾世称诗馀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馀” 为安。是编仍号“词韵” ，从沈去矜氏旧也。

吴氏以为词出于齐梁宫体诗，足当“诗馀” 之称。又以词为通名，凡楚词、古歌词、南北曲，皆可称为词，则无以区别于《花间》、《草堂》形式的词。因此，他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庶几专指这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吴氏虽持此观点，而他的书还不便改名《诗馀韵》，因为他这部书是在沈去矜《词韵》的基础上改订的。

按：屈、宋楚辞，汉武、陶潜的歌赋，在文学史上，向来用“辞” 字，而不用“词” 字。“辞” 为文体专名，而“词” 则为通名，如歌词、曲词等。宋元以后，才有人把“楚辞” 写成“楚词” ，南北曲在金元间虽然亦称为词，但至明清间已逐渐称之为曲。故“词” 字的涵义，在宋代则正在由通名演变为专名，到元明以后，则已固定下来，自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正名，不会与楚、汉、金、元辞曲相混。吴氏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我们暂且不必讨论其当否，从他所说“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 这句话看来，可知他是针对汪森而说的。汪氏把诗和乐府分为两个系统，他以为词源于乐府，故否定其为“诗馀” ，吴氏以为词是从诗衍变而成的，故应当名为“诗馀” ；但是他所举的《江南弄》、《六忆》等却是齐梁乐府，可知他关于乐府与诗的概念是混淆的。

宋翔凤《乐府馀论》中亦有一段诠释“诗馀” 的话：

谓之“诗馀” 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馀，遂名之曰“诗馀” 。

作者以为词是从唐人绝句演变而成，故应当名为“诗馀” 。他并不否定词的乐府传统，不过他认为诗变而后“乐府之体一变” ，这个观点却颠倒了。

蒋兆兰《词说》有一段关于“诗馀” 的评论：

“诗馀” 一名，以《草堂诗馀》为最著，而误人为最深。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残鳞剩爪，馀之于词；浮烟涨墨，馀之于词；诙嘲亵诨，馀之于词；忿戾谩骂，馀之于词。即无聊酬应，排闷解酲，莫不馀之于词。亦既以词为秽墟，寄其馀兴，宜其去风雅日远，愈久而弥左也。此有明一代词学之蔽，成此者，升庵、凤洲诸公，而致此者，实“诗馀” 二字有以误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词，万不可以“诗馀” 二字自文浅陋，希图塞责。

此文将“诗馀” 解释为诗人之馀兴，凡不宜写入诗中的材料，都写在词里。于是诗保存其风雅的品格，而词成为一种庸俗文学，名之曰“诗馀” ，即反映了词的品格卑下。蒋氏慨叹于明词之所以不振，由于明人对词的认识不高，词体不被尊重，词风也就堕落。因此他反对“诗馀” 这个名称，其意见恰与吴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