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11/29页）

现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人之馀事” 的概念，但还没有出现“诗馀” 这个名词。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馀” ，于是这个名词出现了。但是，这时候，“诗馀” 还不是词的“又名” ，甚至，这个时候连“词” 这个名词也还没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几条资料中，凡讲到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地方，邵伯温称“长短句” ，黄庭坚称“乐府之馀” ，罗泌、关注称“歌词” ，孙兢称“乐章” ，陆游称“乐府词” 。惟有王称的《书舟词序》中称“叔原独以词名尔” ，这里才用了“词” 字，但这个“词” 字还不是文学形式的名词，而只是“歌词” 、“曲子词” 的省文。

再后一些时间，书坊商人把名家诗文集中的“诗馀” 部分抄出，单独刊行，于是就题其书名曰“某人诗馀” ，词选集也就出现了《草堂诗馀》、《群公诗馀》等等书目。这时候，“诗馀” 二字还不能单独用，其前面必须有主名，表明这是某人的“诗之馀事” 。整个南宋时期，没有人把做一首词说成做一首诗馀。

直到明代，张作词谱，把他的书名题作《诗馀图谱》，从此以后，“诗馀” 才成为词的“又名” 。从杨用修以来，绝大多数词家，一直把这个名词解释为诗体演变之馀派，又从而纷争不已，其实都是错误的。

（八）令·引·近·慢

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称为慢词。令、慢是词的二大类别。从令词发展到慢词，还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形式，称为“引” 或“近” 。明朝人开始把令词称为小令，引、近列为中调，慢词列入长调。张炎《词源》云：“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 可知引、近、慢词到宋徽宗时代已盛行了。

“令” 字的意义，不甚可考。大概唐代人宴乐时，以唱歌劝客饮酒，歌一曲为一令，于是就以令字代曲字。白居易寄元微之诗云：“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 自注云：“抛打曲有调笑令。” 又《就花枝》诗云：“醉翻衫袖抛小令。” 又《听田顺儿歌》云：“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 “抛打曲” 的意义，未见唐人解说，从这些诗句看来，似乎抛就是唱，打就是拍。元稹《何满子歌》云：“牙筹记令红螺碗。” 此处“记令” 就是“记曲” ，可知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令。

小令的曲调名，唐人多不加令字。《调笑令》本名“调笑” ，一般不加令字，《教坊记》及其他文献所载唐代小曲名多用“子” 字。唐人称物之么小者为“子” ，如小船称船子，小碗称盏子。现在广东人用“仔” 字，犹是唐风未改。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如《甘州》原是大曲，其令曲就名为《甘州子》。又有《八拍子》，意思是八拍的小曲。渔人的小曲，就名为《渔歌子》。流行于酒泉的小曲，就名曰《酒泉子》。到了宋代，渐渐不用子字而改用令字，例如《甘州子》，在宋代就改称《甘州令》了。也有唐、五代时不加子字或令字，而在宋代加上令字的，例如《喜迁莺》、《浪淘沙》、《鹊桥仙》、《雨中花》等。令字本来不属于调名，《浪淘沙令》就是《浪淘沙》，《雨中花令》就是《雨中花》，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万树《词律》和清《钦定词谱》却以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万氏明知“凡小调俱可加令字” ，但还认为许多人的作品词句不完全一样，坚持《浪淘沙令》不是《浪淘沙》，岂不是很固执吗？《猗觉寮杂记》称“宣和末，京师盛歌《新水》” 。这所谓《新水》，就是《新水令》。宋人书中引述到各种词调，往往省略了令字或慢字，不必因为有此一字之差而断定其不是同一个曲调。

引，本来是一个琴曲名词，古代琴曲有《箜篌引》、《走马引》，见于崔豹《古今注》和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声，别成新腔，名之曰引。如王安石作《千秋岁引》，即取《千秋岁》旧曲展引之。曹组有《婆罗门引》，即从婆罗门旧曲延长而成。此外晁补之有《阳关引》，李甲有《望云涯引》，吕渭老有《梦玉人引》，周美成有《蕙兰芳引》，大概都是由同名旧曲展引而成，不过这些旧曲已失传了。万树《词律》注王安石《千秋岁引》，谓此调与《千秋岁》迥别，徐诚庵《词律拾遗》则谓荆公此词，即千秋岁调添减摊破句法，自成一体，其源实出于《千秋岁》。徐氏云：“引者引伸之义，故字数必多于前。” 又云：“凡调名加引字者，引而伸之也。即添字之谓。” 此二家注释，皆近是而犹有未的。盖引与添字摊破，犹有区别。大概添字摊破，对原词的变化不大，区别仅在字句之间，而引则离原调较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