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绝冠平生苏轼（第4/5页）

苏轼前半生锐意进取，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为指导安排人生，无奈命途多舛，屡屡失意，甚至险些命丧黄泉。等被贬到黄州后，佛家思想的达观知命渐渐占了上风，生已过半，凡事也看开许多，词风上日趋豪迈、潇洒。而所谓“豪放词”不仅是这种关于人生气度的大事情，就是写美女的词，苏轼用字炼句也是相当清健。

元丰六年（1083），曾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的好友王定国从被贬的岭南北归。好友相聚，自然要畅饮几杯。席间，王定国让家里的歌女柔奴出来给苏轼敬酒。苏轼与柔奴聊天，对她平淡超然的态度很是震惊，于是写词赞美柔奴。都说“豪苏腻柳”，从这首词最能见出苏轼与柳永的不同。柳永写女子，绮丽多姿，举手投足充满了胭脂水粉的媚气。而苏轼写女子，清雅淡秀，一颦一笑都显得舒朗从容，充满了勃勃英气。且看这首：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苏轼说，这个王定国长得丰神俊采本就令人羡慕，上天也非常怜惜他，所以还送了如此美丽聪慧的柔奴给他。这个柔奴歌声曼妙，笑容甜美。她唱起歌来，歌声就像漫天飞雪一样，能把炎热的世界立刻变得清凉。我看她近年来越发显得年轻了，连微笑都像带着岭南梅花的香气。于是问她：“岭南的生活还习惯吗？”柔奴淡淡答道：“只要是心能安定下来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苏轼听后大受震动，写下这首《定风波》赞赏柔奴的智慧。

苏轼一生奔波往来，频繁调任，故乡已经被模糊了样子。当年他被贬到黄州，开荒山为良田，自号东坡，与黄州的父老乡亲生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本来是四川人，但孩子们开口说话也都是“楚语吴歌”。是得到还是失去，是他乡还是故乡，人生事来往如梭，何处才是归宿呢？

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调往汝州，他用一首《满庭芳》记下自己在黄州生活的这五年。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满庭芳》

汝州的秋风洛水，多年后也会成为内心的风景。或许，这才是东坡居士寻到的“答案”。

苏轼离开黄州后，顺路去金陵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这个时候已罢相多年，在金陵隐居。其实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没有丝毫个人恩怨，两个人的分歧只在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乌台诗案”爆发时，王安石正遭遇第一次罢相，与此事并无关系。两位都是明白人，也是百年难遇的文史奇才，纵论天下事，一笑泯恩仇。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改年号元祐。哲宗年幼，祖母宣仁太后听政，起用旧党人士，司马光任宰相。因为苏轼当年反对过王安石，又得几位先帝抬爱，所以宣仁太后很快召苏轼入翰林院做事。

司马光上台，从方方面面否定变法，大踏步地退回到改革之前，苏轼又站出来反对。苏轼觉得“新法”里面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应该被继承而不是推翻。于是又被看成替“新党”说话的人。当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因为“新法”里面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那时被人看成是“旧党的人”。苏轼说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听起来好像是自嘲，但落到现实生活，发现他还真是这样的人。再大的考验，再多的风浪，他也不会追赶时髦的观点，不盲从得势的党派。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只听从内心的召唤，追求永恒的真理。

但司马光风头正盛，苏轼与他政见不合，只能又被外放到杭州做知州。接着又去了颍州、扬州、定州。好在，心安处即是故乡，这种翻云覆雨的生活节奏，苏轼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病逝，哲宗亲政，他支持变法，召回当年曾参与“熙宁变法”后因变法失败被贬官的章惇任宰相。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元祐时期被太后召回来的旧党人士再次被贬官。苏轼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毕竟是元祐时召回的人，所以也被牵连，贬往惠州。苏轼先带着小儿子到惠州，家人随后才到。结果刚到惠州，又接到调令去琼州，只好先带着小儿子到琼州，再由大儿子护送家眷到琼州，后被安置在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