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17/49页）

“我才不信呢，你就真的不想出国？”你总是想当然地笑笑，你并没把虚伪看得多么丑恶。可我憎恨虚伪，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想出国。

就是那年，学院政治部找我谈了话，也填了表，也做了体格检查，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似乎都办齐了，连那位刚刚调到我们研究所才三天的“罗营长”也一本正经地祝贺过我了。可最后上飞机的不是我，却是他。据说他父亲是个将军，虽已离休，但在战争年代和学院的党委书记有过患难之谊。他调到我们这儿以前是部队上的营级干部，再以前当过几年“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他“罗营长”，绝不是恭维，当然也不全是讽刺，或者仅仅是自嘲吧，“咱们这儿都快成连队了。”“他到美国可别露怯，别把福克纳当成哪一届美国总统……”背地里都拿他取笑，那些最乐意当我面说的，或许还是为了给我出气。

不知是为了安慰还是为了补偿，两年后学院党委在讨论我们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有人提了我的名。据学院人事部一个打字员的透露，提我为副所长的报告已经报到院党委去了。不久，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也非正式地向我“吹了风”，可最后结果呢？如果两年前出国那件事的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里新班子一公布，高榜提名的，恰恰是那位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来不及喘口气的“罗营长”。

提拔的根据是相当理直气壮的：留美学生，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提？

可究竟学到了什么？不甚了了，回来后召集全所做了次“学术报告”，言不及义，讲的都是在外国如何利用课余去餐馆洗盘子节省国家的学费；和美国人如何团结、如何斗争、又如何皆大欢喜的“花絮”之类。他的一副相声演员的腔调引得那些年轻的资料员和年老的科室干部们捧腹大笑。搞研究的人谁肯浪费这份工夫，一个个夹着书本溜了出去。

他就这样搬进了副所长的办公室，甚至没有经过任何“个人奋斗”。多少人为我不平，但当着同事们的面，我不露声色，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回了家，才大哭一场，不是委屈，是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这倒好，等七月份工资一改革，你起码比他少拿三十块。”

“继平，你一张嘴，就把主题扯歪了。”我几乎冲你喊起来：“你知不知道铜臭是什么味！”

你撇撇嘴：“狐狸够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我后悔跟你扯这些事。

继平讪讪地走了。等我也渐渐平静下来，父亲才慢吞吞地开口问：

“一个副所长的交椅，有那么大魅力？”

“不。”我摇摇头，其实我并不愿意干，我只是心里窝气，这些人还讲不讲原则，讲不讲道理呢？

“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也这么哭一场？”

一针见血，我默然。

“你有义愤，但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你首先觉得自己被侵犯了、被剥夺了，才会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你也想当官，也想出国，至少心里有这种潜在的欲望和需要。你要真能超脱，就不会这样委屈、这样气急败坏了。对不对呢？”

对的。

我毕竟是个俗人。

我是什么时候变成俗人的？

“孩子，难怪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大看得起你们了。青年人本来应当满腔热血，勇于牺牲；视千金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应该赤诚、忘我，以天下为己任！不不，这绝不是什么抽象的老生常谈，这些东西本来就代表了人的青春。我并不是从概念上说的，而是从感情上说的。我有时候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想起身边死去的那些信奉利他主义的伙伴；想起我们那种自找苦吃的、牛虻式的、悲剧式的、浪漫主义加禁欲主义的热情，还会激动不已，并且感到充实和安慰。将来等你老了，也要回首当年，如果你的青春是壮丽的，那么你会觉得一辈子的灵魂都是干净的！”

我真的忍不住奔涌的泪水了，我想起了我的二十岁，想起了小祥，我也有过短暂的，却是真正的青春！

就在场部留宿的那天夜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我，也把我们这一群人，猛然推上了生与死的关口！

地震把全场的电话线路破坏殆尽，工作队来以后，只是在总场和机械厂之间现拉了一根线，接上两部直呼电话，以沟通南边四个分场和总场的应急联系。那天电话打来时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值班员叫起睡眼惺忪的孔局长，孔局长接过话筒，先是漫不经心地唔唔两声，嗓门陡然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