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26/49页）

小祥后来曾和我说过，好多人在地震发生时都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地震没人经历过，原子弹的威胁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他说这话时用了一种“大不敬”的嘲笑口吻，我不由提醒他说：“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说的。”他调皮地笑一下，反唇相讥：“我就是不准备，打起来也比你们强，看谁不怕死！”可随后又说：“苏联打中国干什么，要这块地方，疯啦！”

我当然不能苟同了：“边界上陈兵百万，怎么说呢？”

“咱们中国八亿人口、高山大川，百万，够打中国吗？咱们无非是它政治上的敌人，他摆上兵吓唬咱们呢。再说就是打，哪有头一天就往这大平原上扔原子弹的！我们清河人一辈子这么没见识，就是这一点，我不喜欢这儿。”

这是很偶然能从他嘴里听到的鄙视家乡的话，虽与一向宣传的口径不合，道理却不失雄辩。

也许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一种共性，小祥对于政治问题有着特别的敏感和兴趣。看报纸很注意中央什么人又出来啦、什么人好久没露面啦、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啦、联合国开会中国说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啦，诸如此类，都记得一清二楚。和八十年代许多青年不同，无论多么遥远的“政治问题”都能使他在这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变换着喜悦、兴奋、忧患和咬牙切齿，而现在的青年谁还冒这种杞人忧天的傻气呢。像继平，连报纸都不看，四项基本原则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全都记不完整，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多数只是在工人体育场为中国队加油的时候才迸发出一点火花来。

人都是跟着时代走的，在今人眼里，小祥对于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漫无边际的关切和认真，当然是十足的学生腔了。但我不愿笑他，简单地嘲笑历史也就嘲笑了自己。

那个乏味的汇报会草草地完了。我们三人没精打采地从孔局长的棚子里退出来，连吃午饭的胃口也没有了。小祥要请假回家，肖科长同意了，嘱咐他黄昏前赶回来，好一块乘车回八分场去。

夏天的黄昏照例盘桓得特别久，说不清该从几点算起，几点算完。吃过晚饭，日薄西山，天色却还是大亮的，只不过一阵阵南来的清风，稍稍有些凉意了。

炊事员涮了锅，撤了火，收拾得差不多了；在棚子里看书写材料的人也纷纷钻到外面来找亮了，却迟迟不见小祥回来。我正在着急，怕他误了开车的时辰，忽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沿大路飞奔而来，问了几个人，找到我，喘着气说：“陆小祥、陆小祥，叫你！”

我心里一惊：“他怎么了？”

“他姥姥，他姥姥，不让他出来。”

我一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又好气又好笑，心想都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居然还有这等窝囊事。我抬头往马路上扫一眼，肖科长正在八分场的拖拉机旁边跟司机指手画脚地聊天呢，车斗里已经坐了一些等着回分场的男女。我轻声对小孩说：“快，带我去。”

我们一路小跑，过了小河，能看见小祥家那白色的石屋了。小孩突然踟蹰不前，身子直往后挫，“那就是他家，你去吧，我走了。”他显然是害怕那个不怎么慈眉善眼的老太太。

白房子门前的防震棚已经焕然一新。材料虽是七拼八凑，但拼凑得极贴切、精巧。小祥的姥姥盘腿坐在门前的一领窄席上，沉着脸孔用蒲扇挥赶着蚊虫；小祥在一边坐立不宁，东张西望，不时同姥姥说一句什么，姥姥爱搭不理，外孙子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唉，看你，你在三十里长堤够多么无畏；在敢死队里够多么英勇；在马盛利面前又多么血气方刚，我真想不到，人说你家祖严孙孝，名不虚传，你在你姥姥跟前竟是这么懦弱、胆小。

小祥姥姥看见了我，连忙绽开笑脸，忙不迭地起身，“祥啊，看谁来啦，快倒茶。你吃饭了没有，没有我给你做。”老太太不是客套，当真要动手，我不由得直拉她，并且极尽亲热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转脸问小祥：

“都在等你，怎么还不走？”

小祥低了头，用胆怯而含混的声音说：“啊，就走。”然后瞟一眼姥姥，他姥姥趁势把话茬接过去了。

“哟，你们一去多少天，也不惦着让我们孩子回家吃顿好的，人都瘦成这模样了，我看他爹妈在世谁也不敢这么不讲理；再说啦，我见天的心绞痛，谁管我？”话是笑着说的，却很难听。我扫一眼这间七拼八凑的棚子，想到贫富有别，溺爱孩子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