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第6/8页）

“哪一边是头部？”他问道。没有人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

神经外科的主任当时是一位名叫詹姆斯·科里亚斯（James Col-lias）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外祖父在20年前聘用了他。医院把科里亚斯放到这样一个尴尬的职位上，试着通过他加强对其导师、前任老板所犯错误的监督，并限制他所执行的手术的数量和种类。科里亚斯和外祖父有过一系列的会面，之后科里亚斯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信头上印着哈特福德医院的新准则：

1.手术权仅限于椎间盘和腕管手术，没有例外。

2.每天只允许安排一个有选择性的手术案例，只能在规定的手术时间执行。

3.下午5点之后，不得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4.在任何时间，没有神经外科员工或助手的情况下，不得执行任何手术。

5.对于一切需要在晚间（下午5点之后）、周末（周六和周日）、节假日进行手术的急诊案例（包括安排的手术的并发症），都交给待命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

6.不允许在星期六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7.这些限制将会由科室主任定期查阅，他能在任何时间自由增加、删减、修改这些准则。威廉·斯科维尔违反以上任何一条准则，将会立即取消他的手术权。

外祖父同意了所有限制准则，尽管最终科里亚斯发现，他偷偷在附近的另一家医院获得了全部的神经外科手术权，以便能继续做脑手术。

1984年，他是否还在做额叶切除术，这一点并不清楚。国际精神外科学会在一年之前解散了，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外祖父已经不需要它的支持了。1977年，肯尼迪在1973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建立的国家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国家保护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完成了其报告。报告并不像布利金和其他积极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宣布精神外科手术应该被禁止，反而经委员会“全体一致决定，在当下环境下，精神外科手术可以适当地执行”，而且“精神外科手术不应该被禁止”。委员会得出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麻省理工所带领的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这项研究调查了数百名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试图找出“这些手术所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麻省理工所主导的最大的一次调查，其在委员会的要求下进展很快，委员会接受了其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在仔细检查这些额叶切除术病人的“神经和精神后遗症”后，麻省理工的研究员并没有发现这种干预手段的“任何明显代价”。

很巧的是，麻省理工的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就是苏珊·科金。

精神外科手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并不确定，尽管似乎很清楚的是，新一代精神外科医生能够聚焦到更为有选择性的损伤，并且对大脑加以最小化的电刺激。在很多方面，这都是我外祖父在1953年的论文《人类的边缘叶》（The Limbic Lobe in Man）的预言的实现，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到病人H.M.。在文章结尾，他推测，“或许在未来，神经外科医生们能直接对下丘脑进行电刺激治疗，这样一来，就能让精神分析降格到它所本应待着的科学边缘了。”

尽管外祖父很少沉浸在反思当中，但在他事业晚年，他肯定也感到满足，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学科以某种形式在继续发展。瓦尔特·弗里曼和外祖父开创的那种精神外科手术几乎已经消失了，但对心灵的手术还在继续进化。

另一方面，外祖父的个人生活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他仍然喜欢做手术，而且尽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做，即便他的技术退步，而且限制准则成堆。他一直都善于违反规则，而且非常享受走在边缘的感觉。外祖母抚养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开始过上自己的成年生活，而他也和他第二任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他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生物学班级里，他写道，自己当下的兴趣点就在“我那比我孙子还年轻的新孩子”身上。他仍旧喜欢跑车。事实上，两周前，他给他儿子巴雷特写了一封信，让他帮忙问问一辆欧洲跑车的情况。巴雷特住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在当地的一个制药公司工作。

“让你帮我调查车辆信息这事弄得我很紧张，”他写道，“自我们上次谈话之后，我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它。我一辈子都在梦想有一辆好车。”他列出了他最感兴趣的一些车，包括宝马M635CSi、保时捷卡宴（带可拆卸式车顶的）、带扁平轮胎的保时捷944.他给了巴雷特一些德国名字，这些人可能可以加速出口进程，并且在信的结尾还写了一句急迫的请求：“你能把这个问题当作你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吗，因为我梦想着在我死之前能够再有一辆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