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怅望何处（第8/18页）

自汉代以来，成都便是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宋代也不例外。南宋时，成都一直是四川制置司所在地。然吴曦入主蜀地后，擅自将四川制置司移驻兴元府。吴曦叛宋被杀后，制置司驻地几经辗转，最终移回成都府。然蒙古南侵入蜀后，成都府几度被蒙古攻陷，遭到毁灭性破坏，完全丧失了其作为四川四路军政中心之地位。于是，为制置司选择新驻地便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宋军尚能有效控制的还有重庆、夔州与嘉定等处。朝中大臣经过商议讨论，认为应在重庆与嘉定两城之中选择其一，可二者又各有利弊：嘉定位于岷江、大渡河的汇合点上，既可防御敌人深入四川长江以南地区，又因靠近成都，便于将来收复川西平原。然其偏处一隅，难以担负起控制全川之大任；而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口，川西、川北之水最终都汇于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中，重庆实为全蜀水流的锁钥。不足的是，执政者仍希望从蒙古军手中夺回成都，还制置司于成都，而重庆距离成都太远。

就在南宋朝廷为制置司治所选择而犹豫不决时，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已意识到重庆之战略地位，不惜一切代价修筑重庆城，并在合州钓鱼山建立兵寨，作为重庆屏障。

彭大雅，鄱阳人，少时家贫，替人放牛为生。少年时边苦读边做工，终成良才。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与名臣宋慈父亲宋巩同年。

先被授朝清郎，后调到淮东。曾出使蒙古，将见闻撰成《黑鞑事略》一书，称成吉思汗作战谋略“有古法之未言者”。蒙古兵侵入四川时，奉命领兵驰援，因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受宰辅大臣史嵩之、李鸣复联名举荐，被擢升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当时蜀地四处告急，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彭大雅敏锐地意识到经营重庆对稳定四川全局的战略意义，决意修建加固重庆城。由于反对者甚众，彭大雅忿然道：“不把钱当钱看，不把人当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最终力排众议，“披荆棘，冒矢石”，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修建起了坚硬如铁的重庆新城，并在城门城墙上亲书十七个大字：“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时人称其“吐辞超胜，以少少胜多多，暗合于湖，想见豪气”。

重庆城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川东防务。然彭大雅在筑城过程中采取高压手段，取办峻迫，对役夫严加催逼，稍有迟缓，便动用杖刑，怨之者多，因而被言官弹劾。加上彭大雅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不协，交章于朝，互相攻讦。名将孟珙曾批评说道：“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斗，岂不愧廉蔺之风乎。”然最终未能像昔日廉颇、蔺相如一样携手对外，反而引发了朝中士大夫的意气党争。

宋朝重文轻武，尤猜忌武将，南宋一朝更是如此。现任蜀帅余玠第一次觐见理宗皇帝，便力谏朝廷应该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即有所指。

军中大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如自孝宗以来，朝廷便着力铲除四川吴家军势力，终于在吴挺死后成功收回兵权，却因吴挺之子吴曦走通权臣韩侂胄和宰相陈自强的门路，再度被赋予陕川兵权，直接导致后来的武兴之变及开禧北伐的失败。彭大雅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幕僚，出任四川制置副使也是受史嵩之和右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举荐。监察御史杜范素来厌恶史嵩之、李鸣复，为令政敌去位，大力攻击李鸣复与彭大雅“以贿交结，曲为之地”，又称二人“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宋理宗因杜范是朱熹再传弟子，而他本人正大力推崇理学，极需要杜范这样的名儒支持，虽没有动李鸣复，却以“险谲变诈，殊费防闲”的名义将彭大雅削官罢黜。不久史嵩之因父丧去职，杜范入拜右丞相，彭大雅完全失去支持，又被以“贪黩残忍，蜀人衔怨，罪重罚轻”的罪名贬谪。

彭大雅被贬斥两年后，宋理宗终于意识到重庆确为蜀之根本，最终下旨定重庆为四川制置司驻地，并改授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由此才奠定了重庆军政中心的地位。而被皇帝金口玉言批评为“险谲变诈”的彭大雅竟因卷入党争的旋涡，再未获起用，郁郁死于贬斥之地，只在死后得了个“忠烈”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