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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喀喀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铐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己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

她一写完，就把信装进信封，封好，不让自己再看一遍，免得改变心意。接着，她又仔细地贴上过多的邮票，数量之多，犹如她为爱人所点的蜡烛。

寄出信之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颇不寻常的，这样的沉寂对她竟是一种解脱。暴风雨之后必是宁静，她已经竭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她坦承了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背叛，与自己犯下的重罪——其余的，就交在上帝手中，与将军的手中。法国邮政服务的中断，并未令她忧心。她认为，这是塑造她命运的人所必须克服的另一项障碍，如果他们真的意志够坚定的话。她如常地去工作，背痛不再困扰她，她把这当成一个预兆。她甚至又让自己变得冷静达观。反正非此即彼，她想：亚莉珊卓在西方，固然比较好——如果那真的是亚莉珊卓的话，可如若亚莉珊卓留在原来的地方，也没有比较不好。然而，慢慢地，她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想法，看穿了这种乐观心态的谬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是最糟的情况，也是她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情况，那就是，亚莉珊卓被利用来达成不祥甚或邪恶的目的；他们强迫她，正如他们以前强迫欧斯特拉柯娃一样，要她误用父亲葛利克曼所赋予她的仁慈与勇气。因此，在第十四天晚上，欧斯特拉柯娃不禁激动痛哭。泪流满面的她走过大半个巴黎，寻找一间还开着的教堂，一直走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教堂还开着。她跪下，对着圣约瑟夫祈祷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约瑟夫不但是一位父亲与守护者，也是葛利克曼命名的由来，虽然葛利克曼对此一定嗤之以鼻。就在她竭力寻求圣灵力量协助的隔天，她的祈祷获得响应了。一封信出现了。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她曾以防万一地附上工作地点的地址。在她抵达时，已有一封信等着，很可能是在夜里专人送达的。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地址。信中没有署名。就像她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信以矫揉造作的法文写就，手写的字迹显然出自独断的老人之手，她立即就知道这是将军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