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17/27页)

黎明準时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边,已经日落西山;我们由于出发较迟,前面的车辆,已如龙长估计达两千五百余辆之多,车阵延绵有数公里之长。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迁江码头,仅有渡船两艘,每次该渡船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起码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大量仅能装运约二百辆,我们的车辆排在二千余辆车辆之后,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多月,所谓望江兴歎,真是焦心。我于失望之余,只好回到到车上过夜。

在挨饿坐寐的情况下,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的準备,既计划撤退,为什么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为搭建呢?真是太不应该。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假若预有準备,那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绝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来!

群龙无首只好各自逃生

我在迁江渡口苦候了六天,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到了第七天的下午,居然轮到我们了,本兵团的汽车才陆续渡过了约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这时候共军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之遥,步机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即刻浇灌汽油予以焚燬,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际,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时,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

我到达南宁,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长官公署去连络,才知道他们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便如群龙之无首,只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宁约三公里的南面,又相隔着一流江水,我赶去察看时,见江边车辆亦早巳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样,祇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军已逼近南宁,此时黄杰兵团的最末一批部队已渡江完毕,城郊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沖天,情况至为凄惨!

五百辆卡车全部弃置江边

当日傍晚时分,我于南宁渡边看到我团车辆已过江的仅祇三十余辆,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率领已过江的车辆继续向钦州方向前进,并嘱在共军未进城前,儘量抢渡,能渡的车辆马上跟着来。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着一条小江,虽然江面很狭,但祗有一艘渡船,过渡更为困难;等到午夜时分,忽然枪声大作,于是大家于黑夜中,都急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坳裏,等枪声停息回来时,才知道刚才放枪的是广西的土共,已把车上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我的一只小箱子也被抢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属商议,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因时机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进,天将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边休息时,忽然又隐闻远处有枪炮声,于是我们又以急行军的步伐而行,同行动余人,大都被冲散了。

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在我身边祇剩有一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此时若再穿军衣,难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设法改装难民步行到小董镇,在菜市场内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们混入难民群的行列,由广西的土八路担任护送,向十万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风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宁城。

进城后,共军也不多管,着即自由解散。数千难民,各自去找寻生路,我则暂时投宿于一间小旅馆,徐图脱身之计。

当天下午由林排长和钱排长分别出去和陷在南宁的部份同事取得连络,当地的情况也略予了解,知道在南宁失陷的同时,共军即在钦州登陆,以致国军遭到腹背受敌,向海南岛撤退的计划乃告落空,并且全军瓦解,而进入南宁的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军一军之众。

(本文原载《春秋》杂誌总第454期)

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

士 心[6]

民三十八年,徐蚌会战早经结束,自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由上海专机飞到北平宣告投共之后,中共跟着即下令第二、三、四各野战军指战员,全面渡江。第一野战军则由彭德怀,贺龙指挥,攻略陕甘、而入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