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16/27页）

中共的第四战军，一部份当时（民卅八年的二月初）正在北平举行「和平解放」入城礼，而另一部份却已打下了鄂北的荆门，——看起来他们是在打完了平津之战后，只留下了一小部份在平津地区「清理战场」，其他的大部份，则沿着平汉线直向南奔，他们一面行军，一面休息和整补，而另一面还得在沿途之中，收拾国军所遗留下的若干小股残部。当他们越过了郑州之后，就分兵三路南进：西线经南阳、襄、樊；再分成两股：一股经荆门，沿汉水西岸和南岸直指武汉；另一役则经枣阳、随县、穿过桐柏山，在汉水以北亦指向武汉。而中路方面，是年三月中就已打下确山、信阳、花园一带。鲁道源和张淦两个兵团都撤至武胜关，战事就胶着在那裏。而东一路则经黄梅，逼近九江。被共军三方面压迫着的武汉，白崇禧一面在武胜关打着，一面就将大部队开始撤向岳阳。

四月十四日，罗荣桓亲自率领的东路共军，就在汉口东南黄岗至武穴的一段上，继刘伯承、陈毅之后，也渡过了长江；原本守在这一段的徐启明兵团，迫得向西南退去。东路的共军已过了江，守武胜关的张淦在前，鲁道源在后，虚幌了一招，乘着火车就退到汉口了。在当火车临开封之前，先将背后的铁轨毁掉，火车跑得快，中共的四野部队，只凭着两条腿，自然追不上，当四野部队进入武汉（五月十六日的夜间）时，保卫大武汉的白崇禧长官，已经退得很远很远了。

渡江之后的共军，仍然是分为了三路：东路是三野陈毅；西路是四野林彪和罗荣桓；中间的一路是二野刘伯承和邓小平。东路的陈毅、粟裕、谭震林，又继续打了半年多，先攻下了杭州，之后才进佔上海，八月中取下福州，十月中打下厦门，才算休了兵。西路的林彪、罗荣桓，也继续打了将近七个月，直至民卅八年十一月底，攻下桂林，十二月初又攻入南宁，白崇禧的三十万大军才算澈底瓦解！若说他们认真打了一仗，那就是在九月到十月之间，在衡阳和宝庆的一场攻守战，打得相当激烈，但也无补大局！事实上那一仗也是不得不打，因为越过了那一线，就是华中地区之外了。

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

蛰 翁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军已迫近南京对岸的浦口、京沪一带，早已人心惶惶。我当时是配属在华中战区的一个汽车兵团的主管，某次因运输问题，由汉口奉派赴广州公干，在穗逗留约十余日，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已放弃武汉，撤至衡阳。我因离开部队已有多日，遂匆匆赶返新驻地从事整理与部署。

拥数十万大军指挥瘫痪

我从广州赶返衡阳后，眼见大军云集，秩序混乱，我那个汽车兵团所有车辆均散停于各学校操场上，官兵则搭帐棚而居。在衡阳仅留二週，部队整理刚有头绪时，又随长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为广西之省会，又为白长官（崇禧）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

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作战的準备；即对撤退上亦乏消极的部署舆整备。故于共军攻佔广西北端全州时，即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于被动挨打状态。

当时白长官对于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採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係，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的协调连络，而决定行动。我因在长官公署有不少陆军大学的同学，所以连繫上尚称密切。

记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觉，几乎便陷身于柳州；是日黄昏时，我看见马路上军队纷纷向宾阳公路上奔驰，于是急忙向长官公署以电话连络，谁知电话已经不通了；转向电讯局询问，才知道其总机已经撤除了。再多方探询，才知道长官公署已向南宁撤退。于是我当夜即召集各营连长开会，限他们连夜整修车辆，并下达命令：凡不能于黎明前修好的车辆则一律弃置之；若可能修复的则一律于五时前开始行动。并漏夜到各部队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时幸大部均已装修完毕，仅两、三辆因引擎损坏过甚不能修复的，祇有忍痛将它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