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20/27页）

残冬的寒夜，又值风雨连宵，大成殿上只燃着惨绿如豆的孤灯，景况显得格外凄凉。笔者坐的地方，离宋氏不过六七尺距离，眼见他澈夜辗转未曾入睡！有时共干走去询问宋氏：「要不要饮水？」但宋氏从未予以置答！

被俘第二天一清早，中共一位军级政委走入孔庙，指手划脚，喝令要我们将军帽上的党徽摘下来，偏偏宋氏就不肯如命照行，宋还对这位政委说：「你摘吧，我是宁死也不会自己摘下来的。」在争持之下，政委便以战胜者的姿态，打了宋氏一个清脆的耳光。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个个都怒髮冲冠，但我们是俘虏了，愤怒只管愤怒，那裏能有还手的余地！

被俘的将校尉各级军官，在犍为喘息了三天，即被押解至泸州，随身行李铺盖，概由各人自己背负，每日规定步行八十华里，在泸州停留大约一个月，又复起解到重庆！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116期）

余程万「一念之差」目击记

简 仇

云南，自北伐以后，在中国各行省中，一直处于特殊形态之下。龙云与卢汉，先后以「土皇帝」身份自居，对中枢终不免阳奉阴违、貌合神离之概。

民国三十八年冬，大陆戡乱军事，已近尾声，国军所扼守之地区，仅西南一角。云南之昆明已成为军政重镇。此时国军方面，除前线尚保持大部实力外，在云南境内，只驻有李弥之第八军，和余程万之第廿六军两军。第八军接刘伯龙防务，驻滇东霑益一带，因该军新从徐蚌会战下来，伤亡之余，兵额既少，待遇亦差，目的只在调到后方整补。二十六军係自抗战期间进驻滇南，原为备作印缅方面远征军后援部队之用。嗣因抗战全面胜利，该军遂开入越南受降，还师后，仍驻滇省宜良，担任清剿滇西南一带土共之任务。该军因驻扎云南时间较久，装备亦优，官兵三万余人，实力颇为雄厚。余程万每向部属训话，尝以「南天屏障」自诩，可见其重要。

余程万李弥被扣留

民三十八年秋，云南主席卢汉，见共军已进迫东南，声势汹汹，曾一度发动叛变，剑拔驽张，战机迫在眉睫，旋因慑于二十六军之威力及国府处置适宜，遂中途知难而止。事后卢汉虽到重庆向最高当局表明心迹，以示悔意，但其叛象毕露，已为人所共知。余程万、李弥二氏，亦有鑒于此，曾相约无必要事，不去昆明城，彼此均作应变準备。余军除在昆明城郊构筑工事，以监视卢汉动态外，并厘定应变之攻守计划。同时，余程万个人更向该军高级干部宣称：「我以职务关係，难免要去昆明，万一被卢汉扣留，尔等即听彭副军长（佐熙）之指挥，我在城内所发出任何书面或口头命令，均作无效。⋯⋯」就当时情形看来，余氏可谓顾虑周详，且甚具应变决心。

是年十二月初，现任国府秘书长张岳军先生到昆明，八日上午，余程万、李弥两氏，应张岳军之邀，分别从防地赶到昆明见面。九日，余李两氏偕卢汉所部之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同飞重庆，当天原机折返昆明。卢汉忽见时机已到，叛心顿决，若再错过此一机会，势将无法再举。遂于当日下午发出通知，约余李两氏及中央驻昆重要军政首长，于晚八时在翠湖卢寓开会。余程万于七时四十分率师长石补天驱车前住，行抵卢寓门首，即见枪兵戒备森严，迨通报入内，室中竟阒无一人，余氏心知有异，急转身退出，而枪兵已自后面追到，不令行动，并摘去余等所佩之手枪。少顷，有一排长率武装兵士数名，将余等押至五华山大楼（即云南省府所在地），入厅，见李弥已先在，相对哑然作苦笑。是晚，与余李等同时被扣者，尚有宪兵副司令李楚藩，保密局负责人沈醉等人。卢汉一面通电叛变；一面下令宣布全省戒严。所有留在昆明之中央人员，悉被一网打尽。

廿六军猛攻昆明城

十二月十日拂晓，驻昆明城东建国中学之宪兵第十团，与卢汉所部发生战斗，一般市民，于熟睡中被枪声惊醒，市区内外均禁止通行；全城已入死寂状态。至上午九时，驻宜良之二十六军军部，接前方田团长电话，谓昆明发生事变，军长已被扣。副军长彭佐熙闻此凶讯，当即召集军部之高级干部开会，正聚议间，收音机忽传来余氏广播，自谓「已与卢汉共同『起义』，嘱官兵听候命令，勿作妄动。」但语低沉而音微弱，大家推测余氏必係受卢汉威胁而出此。上下愤慨万分，一致主张进兵昆明，前往营救老军长（余之部下多尊呼余氏为老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