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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魏启盛又让大家下棋、浇花，他一改过去只学习的方式，叫俘虏们进行唱歌比赛。这些不敢乱说乱动的人们，对唱歌投入了空前的激情。魏启盛站在矮凳上，亲自打起了拍子，他的节拍经常打得不准，士兵们的声音也不整齐，但他的镜片反光有一种煽动激情的能力，大家便跟着狂吼，现在唱的是一首崭新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

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

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

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

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

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

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

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

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

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

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

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

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然后，魏启盛又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蒋国全在唱《东方红》时，只保持着在唱的口型，但他并没发出声音，我用手戳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却瞪了我一眼。我后来问他为什么不唱，他说，我姓蒋啊！我赶紧捂着他的嘴说，都落到这个地步了，你龟儿子还要绷起，姓蒋有用，姓毛倒好哩！蒋国全说，梁哥，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不能看不起蒋委员长！我说，蒋委员长要派飞机来救你？蒋委员长给你好田好地好老婆？蒋委员长给你白面馒头？蒋国全垂下头，接二连三地叹气。最后说，唉，姓蒋有用，还是馒头能填饱肚子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当上了解放军。魏启盛给我们发了新的军装，还给每个人颁发了革命军人证明书，上面有解放军两位高级将领的签字。这是我保存下来的唯一物件。在夏日的阳光下，我喜欢把这张早已发黄的证书拿在手里，仿佛时光倒溯，我又回想起那个夏天领到证书时的情形。我们每人排着队从魏启盛手中接过那张沉甸甸的纸，心情既高兴又难受。被关押的日子终于结束，但回家的念头又一次压在心里，当兵就难免打仗，国共双方究竟谁输谁赢谁也不知道。如果消息传回老家，我的家人不是要遭殃？我把证书折好压在背包里，直到全国解放才寄回老家。我妈一直把这张证书藏在箱子底层，去世前才托付给春花，春花也学着我妈的样子把它藏在箱子底层，那是我妈陪嫁的樟木箱。我妈和春花对那张纸的恭敬心情，甚至超过了她们喜爱的观音菩萨。我妈有空时偷偷地翻出来，捧在怀里，她说，我保住了梁勤，却害苦了梁草啊！

我们被分散编入解放军的队伍。李喜田和黎至孝被人领走了。蒋国全一个劲地抹眼泪，他去找魏启盛，要求跟我编在一起，他说我们是患难兄弟，生死战友，请组织考虑这点个人感情。魏启盛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他说，先打招呼，不能因为个人感情影响革命工作啊！蒋国全说，请长官放心！魏启盛也动了感情，说，你们要走了，我真还有些舍不得呀！他取下镜片时，我们清楚地看见魏启盛发红的眼睛。

魏启盛目送我们被领走。大路上又有另外的俘虏像蚂蚁一样一队一队地走来。每个人脸上都是疲乏、迷茫而又沮丧的神情，叹气声分外凝重，他们就像大路上的树叶，灰头土脸，垂头丧气。蒋国全低声说，当俘虏是早晚的事，我们只是早来一步罢了。

初到解放军军营，我觉得那些人都很年轻，还喜欢笑，轻松得似乎没有一点牵挂，仿佛那笑声是从胸膛里自动飘出来的，似乎当兵打仗甚至死亡是天底下最幸福最光荣的事情。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脚底安装了弹簧似的，轻快得仿佛在云里飘浮。难怪解放军能用双腿追上国军的火车和汽车。他们都喜欢唱歌，列队时要唱，出操时要唱，节假日还要互相拉歌比赛。有的人吃饭、走路甚至睡梦中也要唱，他们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还有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男男女女教大家扭秧歌。我却怎么也不会扭，总也踏不上节奏。但周围的人却扭得起劲，他们的屁股和双手摆动得很夸张，双脚踏得又重又响，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红绸带遮蔽了天空，风和云都在舞动。那情景有很强的感染力，我也跟着胡扭乱舞，蒋国全笑得前仰后合，他说梁草像个大狗熊！我一把拉上他，蒋国全只舞动屁股，双手僵在两腿边，我说，蒋老兄像一只掉队的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