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第27/39页）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的事件细节—我终于知道那些警车顶上的鸣笛灯号的确是在赵太初引吭长啸之际轰然震碎的。

再比方说，一个替广告公司看管片库的老荣民为我旁证了彭师父当年的挫折和愤懑。原来自一九六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顿市容、逐渐淘汰三轮车，一方面以每辆三到六千元的价格公开收购，另方面则辅导车夫转业开计程车，要不就从事其他劳动工作。有些车夫只肯接受辅导，或领取救济金，至于车辆，却宁可自行高价转卖给那些并不认为政府真会淘汰三轮车的新进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车夫集体勾串哄抬之下，一辆六七成新的三轮车可以叫价到新台币八千多。彭师父和片库那老荣民几乎是在同时上的当。片库那老荣民接着问我：“你那个什么师父后来做啥？”我说他卖了些金子买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开武术馆。他说：“那他厉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有人会羡慕彭师父。

我认真想要以彭师父为主轴叙述《城邦暴力团》的念头之所以忽然出现，是在一个玄关上方悬挂着一辆三轮车、名唤“酷力”的迪斯科舞厅。那时距离我离开“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已经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号。我早已忘记背后一直有人在追杀着我。

当时有一家刚开始营运的有线电视频道准备请我主持一个可以环游世界的旅游节目。频道负责人很有诚意地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湘菜晚餐，就在他和另一位制作人分别离座打电话和上厕所的时刻，三个穿一身黑西装的年轻人围近餐桌，其中一个十分有礼貌地说：“请大春先生借一步说话。”我走了大约一百步，刚出餐厅大门的第一瞬间便给那十分有礼貌的家伙两指捏住了后颈。“很抱歉，竹联孝堂—有点要紧的任务。”

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两秒钟（也许更久一点）之后，我后颈上的箍爪一松，三个年轻人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萎仆倒地，连犹如坠楼者屈体横陈的姿势都一模一样，我的后脊梁贴上来一只厚重温暖的巴掌，而底下的两条腿也猛可离了地—我这一整副身躯已经迎风向前疾速飘行着了。

“张哥变胖了！”孙小六说。

“你当上大厨了？”我盯着他那一身高帽围巾的装束，想笑，可一张嘴就吃风。

“没呢，二厨。”说时迟、那时快，孙小六“嗖”一声摘了帽子，一面加急推顶着我跑，一面低声道，“这回是‘花枝’亲自督阵，今晚非拿下张哥不可—要是拿不下来，‘二才’那边就要逼他们明天自动散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