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9/24页）

我吩咐拿香槟酒——谁也没想到，这时才上午十一点钟或者更早。随后我们又毫无必要地一起前往伦敦。在街上，在证券交易所，在饭店里，大家只是谈尼古拉的死，我没遇见一个人听了这消息不松一口气的，这是从人类的眼睛中摘除的白内障，人们得知这个穿骑兵皮靴的大独裁者终于即将化为泥土，无不拍手称快。

星期日我的家里从早上起就挤满了人；法国和波兰的流亡者，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认识的英国人，都带着喜气洋洋的脸色来了又走了。这天气候晴朗，温暖，饭后我们走进了花园。

一群孩子在泰晤士河边玩耍，我把他们叫到栅栏边，对他们说，我们在庆祝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敌人的死亡；我把一大把小银币丢给他们买啤酒和糖果。孩子们欢呼道：“乌拉，乌拉！尼古尔皇帝死了，尼古尔皇帝死了！”客人们也丢给他们六便士和三便士的铜币；孩子们买来了啤酒、糕饼和糖果，拿来了手风琴，开始跳舞。这以后，在我住在特威克南时期，孩子们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总要摘下帽子欢呼：“尼古尔皇帝死了，乌拉！”

尼古拉的死使我们的希望和精神一下子提高了十倍。我立即写了一封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信66，随即发表了。我决定发行《北极星》文集67。

“理性万岁！”68在发刊缘起的开端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北极星》69本来被尼古拉皇朝的乌云所遮盖，现在尼古拉死了，乌云过去了， 《北极星》也将在我们伟大的受难日70重行出现，这一天的五个被绞死者成了我们的五个十字架。”71

……震动是强烈的，令人精神焕发，工作也变得加倍着力了。我宣称要出版《北极星》。恩格尔松终于动手写了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72，这是他在意大利就说要写的。可以设想，我们还能合作一两年，甚至更多……但是不论与他做什么，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总是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妻子也助长了他自我陶醉的心情。她说：“应该承认，我丈夫的文章是俄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哪怕他从此搁笔，他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写得不错，但是它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家属的吹捧是对的。何况它出现得不是时候，觉醒的俄国这时需要的是实际的指导，而不是蒲鲁东或叔本华式的哲学论文。

文章还没登完，与以前的一切争执性质不同的另一种争执发生了，它几乎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彻底破裂。

一天我在他家里，孩子着了凉，有点感冒，大夫已来诊断过两次，现在又要去请第三次，我不禁取笑了他们几句。

“难道因为我们穷，我们的孩子生了病便只能死去，不应该请医生吗？”恩格尔松太太说，从前的仇恨以十倍的力量爆发了，她的脸色恶狠狠的，涨得通红。“而且这话是您讲的，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我丈夫的朋友，可是您却拒绝给他五十英镑，还用教课剥削他的劳力。”

我听了觉得奇怪，问恩格尔松，他是不是同意这意见？他有些尴尬，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请她别再说了……可她继续嘀咕。我站起身，打断了她的话，说道：

“您病了，又在自己喂孩子，我不想与您争吵，但是我也不想再听这种话……请您别见怪，我的脚不会再踏进你们的家。”

恩格尔松觉得难过，无法可想，抓起帽子，与我一起走到了街上。

“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什么话都讲得出，您不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话……”他含糊地解释着。“明天我仍来教课。”他说。我与他握了手，默默回家了。

……这一切需要澄清一下，何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涉及的不是意见和公共活动，而是私事和收支账目。然而我愿意消除这方面的隔阂。在病理学研究上不能怕脏，脱离实际的清洁癖是无济于事的。

恩格尔松不见得有权把自己列入穷人的范畴。他们一年从俄国收到一万法郎，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挣到五千——靠翻译，写评论和编教科书。恩格尔松是研究语言学的。出版商特鲁布南73曾约他编一本俄语词源辞典和一本俄语语法书；他还可以教书，像皮埃尔·勒鲁、金克尔74和埃斯基罗斯75那样。但他作为俄国人，尽管什么都干（词源学辞典，翻译，教书），但从未把一件事干到底，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因此也没挣到一个戈比。

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知道节俭，也不会安排生活。他们经常头脑发热，不可能考虑经济问题。他离开俄国时没有明确的打算，待在欧洲也没有任何目的。他从未采取什么措施挽救自己的财产，一旦发生问题，便临时应付一下，因此他的收入终只限于一万法郎，这笔钱尽管不能按时收到，还是一定能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