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7/24页）
“假定在严肃的事务中，开诚布公是正直的必要条件，那么我还必须立即把下面这点向您说明：您在信上对我说，您把将军送往澳大利亚，无限期打发走了所有的人以后，您的身边除了我只剩下敌人了；还说，只要我能够坚定一些，使自己的或别人的反复无常和神经过敏对我的影响少一些，那么您和我今后还可以走一条路。对此我必须向您回答道，我觉得我对演戏，尤其是演悲剧角色，既不爱好，也不擅长，如果您不见怪，我准备继续向您提供意见，但不是与您合作……
1853年2月2日”
当然，我没有料到，这个曾经靠眼泪和啼哭赢得了我难以表达的信任的人，这个曾经与我这么接近，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在我的痛苦超过人的承受能力的时候，被我当作手足一般依靠的人，这个目击过、看到过我的一切遭遇的人，会把我的不幸当作演戏的厚底靴和服装，我只是利用它们在扮演悲剧角色。他一面称赞我的书，一面却在里边搜寻石子，把它们藏在怀里，以便一有机会便把它们扔到我的身上。他不仅要撕毁现在，还玷污和败坏了过去；他与我决裂时，不是尊重过去，对它保持忧伤的沉默，而是肆意谩骂和冷嘲热讽。
这信使我感到痛心，非常痛心。
我忍住眼泪，伤心地回答他道，我向他告别了，希望他今后不要再写信给我。
这样，我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随着恩格尔松的离开，我心里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我变得更孤独，来往的人也不多了，周围冷冷清清，没一个亲人……有时仿佛向我伸来了一只比较温暖的手，一个缺乏了解而热烈的人，开头并不明白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迅速地走近了我，又同样迅速地离开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不期望与任何人发生太密切的关系；我习惯了萍水相逢又随即分手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既无求于他们，也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只是一起抽一支雪茄，喝一杯酒，有时给几个钱罢了。我的出路在于工作，我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在伦敦筹建俄文印刷所。
6
一年过去了。印刷所发展迅速，它在伦敦引起了注意，在俄国引起了恐慌。1854年春，我收到了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寄来的一篇不长的稿子。不难猜想，这是恩格尔松写的。我当即把它发表了。
后来他写信给我，要求结束不幸的争执，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当然，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不是回信，而是几天后亲自到了伦敦，住在我家中。他又是哭又是笑，希望忘记过去的一切……向我讲了不少友好的话，重又拿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嘴唇上。我拥抱了他，深深感动，也完全相信争执不致再度发生。
但是过了几天，不祥的乌云便出现了。宿命论和波拿巴主义的阴影，在他从日内瓦发出的信中已初露端倪，现在更明显了。由于憎恨尼古拉，憎恨1848年法国革命的合唱队员，他带着他的全部装备和武器，投向了敌对的阵营。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固执己见。我知道他容易走极端，也同样容易反复，我在等待退潮，但没有等到。
不幸的是恩格尔松当时正忙于一个惊人的计划，把整个心都扑到了那上面。
他想制造一种空中炮台，也就是一只空气球，中间装满爆炸物，同时放入许多印刷品。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时。恩格尔松提议用轮船把这些气球载到波罗的海岸边放射。我根本不赞成这计划；靠放射物进行宣传，烧毁芬兰的村庄，这除了帮助拿破仑和英国，对我们俄国人有什么意义？何况恩格尔松没有发明任何发送气球的新方法。我没多干预这事，以为他会自行放弃这种想入非非的计划。
然而情形不是这样。他带了自己的计划去找马志尼和沃尔采尔。马志尼说，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但可以通过朋友把他的计划送交英国陆军大臣。大臣的答复模棱两可，计划没有遭到拒绝，但搁浅了。他要我从流亡者中找两三个军人，向他们提出气球问题。大家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一再告诉他，我也反对，我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在于宣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与拿破仑站在一边，我们就在道义上错了，对俄国人说来，我们成了与俄国的敌人一个鼻孔出气。恩格尔松听了大发脾气。他来到伦敦时相信一定可以旗开得胜，现在甚至遭到了我的反对，不觉又恢复了对我的仇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