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8/24页）

不久他回去接他的妻子，在五月带她到了伦敦。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她怀孕了，他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未来的孩子。争吵、口角和互相埋怨都过去了。她热衷于神秘主义，疯疯癫癫地沉醉在占卜、扶乩和招魂等等迷信活动中。神灵向她预言了许多事，其中包括我的即将去世。他在读叔本华的书，笑着对我说，他要用全力鼓励她的神秘主义倾向，因为这种信念和情绪昂扬状态可以使她的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

她对我很客气，也许因为我已不久于人世；有时她带着活计来找我，让我给她念《往事与随想》中的一些章节或新写的文章。过了一个月，我与恩格尔松又为波拿巴主义和气球发生争执时，她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特地找我，请我宽恕病人，要我相信，每到春季，恩格尔松的忧郁症便会发作，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她心平气和，表现了胜利者的宽厚，如愿以偿之后的仁慈。恩格尔松以为他靠迷信活动制服了她，却没有看到她的迷信活动也是为了对付他，使他事事听从她的指挥。

一天晚上，恩格尔松又为了气球的事与一位法国人65发生了争执，对他说了各种讽刺的话，那人以牙还牙，也用讽刺回敬，这样恩格尔松当然更加生气。他抓起帽子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想为这事向他解释一下。

我发现他扑在写字台上写什么，脸色恶狠狠的，昨天的怒气还没消失，眼睛露出疯狂的神色。他对我说，法国人（这是个流亡者，我早已认识，现在也还有来往）是间谍，他要揭露他，杀死他，随即把刚才写好的信给我看，那是寄给巴黎的一个医生的，信上涉及住在巴黎的一些人，还对伦敦的侨民造谣中伤。我愣住了。

“您打算把这信寄出吗？”

“马上寄。”

“从邮局寄？”

“从邮局寄。”

“这是告密。”我说，把那封乱七八糟的信丢在桌上。“如果您发出这信……”

“怎么样？”他喊道，用嘶哑粗野的嗓音打断了我的话，“您凭什么威胁我？我不怕您，不怕您那些卑鄙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跳起来抽出一把大刀挥舞着，气喘吁吁地嚷道：“好吧，来，看您敢不敢……我得让您看看我的厉害，敢不敢试一下……来吧，别客气！”

我转身对他的妻子说：

“他这是怎么啦，发疯了不成？您最好把他带到别处去……”我走出了屋子。

这次恩格尔松太太仍扮演了调解者的角色。第二天早上她来找我，请我不要计较昨天的事。信已被他撕毁——他病了，心里苦闷。她把这一切都看作不幸，看作身体不适的表现，还担心他的病很严重，说着便哭了。我只得向她让步。

后来我们迁居里士满，恩格尔松也去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开头几个月为孩子忙忙碌碌，显得很活跃。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快活得忘乎所以，先是拥抱和亲吻使女，后来又拥抱和亲吻房东老太太……为孩子的健康担忧，当父亲的新鲜感，婴孩的新生命——这一切占有了恩格尔松几个月，于是大家重又相安无事。

他突然寄了一个大邮包给我，还附了一张条子，要我读完包内的文件后把我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他。那是写给法国陆军大臣的信。在信中，他又提出了气球、炸弹和文章的事。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胡闹，从他选择的途径到他卑躬屈膝的语气都很糟糕，我便把这些意见对他说了。

恩格尔松回了一封强词夺理的信，显得很生气。

接着他又给了我一份稿子，要我发表。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这会给俄国人留下很坏的印象，因此劝他不要发表。恩格尔松便骂我想实行书报审查制度，说我建立印刷所只是为了印行我的“不朽著作”。我发表了那篇稿子，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它在俄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这一切说明我们的彻底决裂已为期不远。我承认，这一次我不太惋惜。一再发作的冷热病，友谊和仇恨，吻手和精神侮辱的交替更迭，叫我感到厌烦。恩格尔松的行为越出了范围，那是不论回忆还是道歉都无法补偿的。我对他已越来越冷淡，只是听其自然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的重要性暂时压倒了一切争执和分歧，把欢乐和希望注入了人们心中。

3月4日早上，我像平时一样在八点钟走进书房，打开《泰晤士报》，我读了十遍还是不明白，不敢相信那句话的文法意义，这则电讯的标题是：“俄国皇帝逝世”。

我忘记了一切，拿着《泰晤士报》冲进餐室，我要找孩子们，找所有的家人，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我噙着真诚而欢乐的眼泪把报纸给他们看……几年来压在我肩头的担子消失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坐在家里是不可能的。这时恩格尔松住在里士满，我赶紧穿上衣服，想马上找他，但他抢在前面来了，已站在前厅里，我们彼此拥抱，什么也说不出，只有一句话：“啊，他终于死了！”恩格尔松按平时的习惯跳跳蹦蹦，跟屋里每一个人亲吻，唱歌，跳舞；我们还没安静下来，一辆马车突然停在大门口，有人拼命拉门铃，原来三个波兰人等不及火车，从伦敦坐马车赶到了特威克南，要向我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