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6/24页)

妨碍了她,那位从来什么也不干的夫人。恩格尔松写信给我,大骂那个孩子!

除了其他,恩格尔松提到她的父亲还这么说:“霍耶茨基本来与您一样,认为我的妻子不配抚养您的孩子,现在却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托付给她,这不奇怪吗?”

恩格尔松知道得很清楚,孩子的父亲不是挑选他的妻子做养育者,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不得不求她帮助。我认为他的话太粗鲁,太不近情理,因此很生气。我看不惯这种缺乏与人为善的精神、口出狂言、无所顾忌的作风!那样恶毒的话,任何人发怒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在他的头脑里,但不会出现在他的嘴上,现在却由恩格尔松这样的人满不在乎、得意扬扬地讲了出来,借以发泄自己小小的不满。

恩格尔松在信上怒气冲冲,毫不留情,竟然殃及了泰西埃和其他朋友,甚至他非常敬重的蒲鲁东也遭到了他的非议。在恩格尔松的信寄到时,我还收到了泰西埃寄自巴黎的信,他对恩格尔松的“愤怒和淘气”作了友好的调笑,没有料到那位先生怎么讲他。我一向深恶痛绝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写了一封信给恩格尔松,向他指出,这么咒骂那些与他共过患难的朋友是可耻的,他们尽管有各种缺点,但还是善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最后我说,为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淘气行为唉声叹气,夸大其词,以至怒不可遏,实在大可不必。

这就够了。我的热烈崇拜者,曾经热情洋溢地吻过我的手的朋友,一直要与我分担各种忧患,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我的人……这个曾经靠他的自白和我的不幸与我牢牢拴在一起,曾经作为这些不幸的见证人与我并排走在灵枢后面的人,现在却忘记了一切。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冒犯……他需要报复,于是他便报复了。过了四天,我收到了他下面这封回信:

“听说您决定到这儿来。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健康似乎正在好转(至少上个星期她精神好些了,能够起床五六分钟,胃口也好一些了)。您要我交代泰西埃的事,我只能说,将军62要他准备的那些东西不在泰那里,他把它们放在日内瓦福格特处了;泰夫人还说,您毫无音信,这是‘不礼貌’的,又说,跟您通信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

“总之,在您来以前,我本可以不必写信给您,但是我想到,沉默常常会被当作同意的表示。我不希望您对我产生或保持误解——我不同意您在上一次(1月28日)信中所讲的话。

“您是这么说的:‘好吧,您说,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为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孩子,这么唉声叹气,呼天抢地,您不妨想想,这何苦呢,值得吗?这没有什么新奇!您认识、也见过不少人。现在我对人一天天变得迁就了,疏远了。’

“对此我的答复如下:我不想就一般的体面问题作专门的论述,甚至也不想为您的自鸣得意表示祝贺,但我得说,一个人被蚊子或臭虫咬了以后感到愤怒,发些脾气,这诚然是可笑的,但是如果遭到这些小虫子骚扰以后,依然装出斯多葛派以苦为乐、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么我觉得这更加可笑。

“您也许不同意这看法,因为您把演戏看得重于一切。不要生气!请听我说!让我把话讲完。在您的俄文版和德文版《来自彼岸》的第一章中,有下面这些话:‘人喜欢效果,喜欢扮演角色,尤其是悲剧角色;受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说明他遭到了不幸;痛苦是一种消遣,一种安慰……是的,是的,一种安慰。’在尼斯时我已对您说过,我一开始就认为您这些话是失言,而且也并不对。当时您回答道,您不记得这些话了。

“尽管我丝毫不想把这些话看作您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您这是根据本人的体验对一般人作出的判断,但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您这类话与拉罗什富科63的大部分箴言如出一辙,也与别林斯基有一次对我们当代天才所作的巧妙评述大致相仿,那就是说这是一种夸张,一句戏言。因此当我得悉霍64在瑞士为了您的事对将军的做法表示愤怒时,我并不认为他的发怒是演戏,我相信这是真的,这才写信给您说:‘对,我看到霍是我的弟兄。’当泰向我宣称(这是有人作证的),他曾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时,我也信以为真,还把这话转告了其他几个人。但昨天泰太太对我说,她的丈夫从未判过刑。这样,在听到我转述他的谎言的人眼里,我也成了说谎者。这使我感到不快。谁的过错呢?当然是我,因为我‘幼稚,轻信’;但是他们也有过错,因为他们说了谎。是的,这种说大话的人我只在尼斯见过,在俄国和其他地方还没遇到过。我在1月19日给您的信上说,我不希望争吵,只想离开这些人,他们使我反感。我向您这么写是因为我对您一向开诚布公。但是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