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4/24页）

我们当时一起住在圣海伦娜区。我与恩格尔松谈话后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迟了，恩格尔松太太突然擎着蜡烛走进了会客室，眼睛哭得红红的，她把蜡烛放在桌上，说她想跟我谈谈。我们坐下了……她先是抱怨命运如何使她苦恼，恩格尔松和她本人的性格多么不幸，在这简短而暧昧的开场白之后，她便宣称她决定回彼得堡，但不知怎么办。“只有您的话他还能听，请您劝劝他，真的放我走吧。我知道，他在心烦的时候，嘴上说准备马上让我坐上驿车，实际上这只是说说罢了。请您说服他，救救我们两人，答应他开头您会照料他，关心他……他可能难过，他有病，神经衰弱。”她又哭了，用手帕捂住了脸。

我不相信她的忧郁真那么严重，但我完全明白，我推心置腹跟恩格尔松谈话是犯了一个大错误，现在很清楚，他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她。

我别无选择，只得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在表达方式上温和一些。她站起来，向我道谢，又说，如果她不走，她一定会跳海自尽；还说，她晚上已把许多信件销毁，留下的那些她打算封好后交给我保管。于是我恍然大悟，她根本不是非走不可，只是出于某种任性的怪癖，要让自己感到不如意，在伤心中打发日子。此外我还看到，如果说她还在犹豫，什么也没有决定，那么他是毫不犹豫，根本不希望她走的。她对他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她明白这一点，因此有恃无恐，随他怎么发脾气，讲得唾沫四溅，气势汹汹，她知道，不论他想怎么反抗，事情还是不会按照他的意愿，只会按照她的意愿发展。

她始终没有宽恕我向她丈夫提出的劝告，我的影响使她感到忧虑，尽管她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我无能为力。

大约十来天没人再谈到走的事。接着又开始了周期性的争吵。一星期总得发生一两次，她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来找我，宣称一切已无可挽回，明天她就动身回彼得堡，否则便葬身海底。恩格尔松从自己屋里出来，往往脸色发青，肌肉在抽搐，手在哆嗦；有时他出去了十来个钟头，然后带着满身灰土回到家中，显得精疲力竭，喝了不少酒；有时拿着护照去签证，或者去领取前往热那亚的通行证；然后一切又无声无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表面上，恩格尔松太太与我十分和睦，其实从这时起，一种类似对我仇恨的情绪已在她心头开始形成。以前她和我争吵，弄得气呼呼的，但从不掩饰……现在她变得非常亲切。她埋怨我看到了一些问题，可是毫不同情她的悲惨命运，不把她看作不幸的牺牲者，只认为她是一个任性的病人，我不仅不给她精神上的同情，陪她一起啼哭，还怀疑她的流泪对她非但不是苦事，还是一种乐趣，认为她喜欢那些叫她心酸的争吵，那些长达几个小时的解释等等，等等。

随着时间的过去，情况也不知不觉发生了不少变化。她的病态一下子消失了，只有神经衰弱的人才会这样，她变得愉快了，更爱梳妆打扮了，尽管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仍一再在她和恩格尔松之间引起从前那样的争执，以致她表示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在毒芹面前与大家告别57，或者循着萨福的足迹跳进大海的深渊，58但总的说来，情况已有所好转。这个弱不禁风、老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女人，现在像西克斯图斯五世59一样变得腰背硬朗，身体也胖了，以致一天可怜的科利亚在吃饭时望着她丰满的胸脯，摇摇头道：“那儿的乳汁太多了！”

显然，她在生活中发现了新的兴趣，她那病态的嗜眠症被什么惊醒了。从我与她谈心以后，她开始了坚持不懈的赌博，像摄政王咖啡馆的赌徒那样，对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作了周密考虑，耐心地纠正错误。有时她也会露出破绽，造成失误，偏到一边或另一边，但她总是坚定不移地回到原来的计划上。这计划不止是要把恩格尔松固定在她的权力下，也不止是要对我进行报复，它的目标是主宰我们每一个人，我的整个家庭，而且利用纳塔利娅的病日趋严重的机会，把抚育孩子的职权和我们的全部生活掌握在她的手里。如果不成，即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她就不惜一切破坏我同恩格尔松的关系。

但在这场赌博取得最后成功之前，她得经历许多步骤，作出非常困难和无法忍受的让步，运用狡猾的策略，耐心地等待——她的成绩不小，但没有全部成功。恩格尔松的喋喋不休和我的高度警惕，都给她造成了不少障碍。

她本可以把她的精神，她的力量，她的坚定性格，用在更好的方面，不必去编制那种诡计多端的计划……但个人利益和自尊心使她陶醉，而一旦走上那条野心勃勃的黑暗道路，便欲罢不能，很难明辨是非了。一般说来，灯光是在出现响声，罪行发生之后才会进入房间的，也就是这时，一方面灾祸已无法挽回，另一方面良心的谴责也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