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3/24页）
他们的悔恨是真诚的，但不能防止反复。减少轮子震动、起调节作用的弹簧在他们身上断了，轮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转，可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只是损坏机器；和谐的行动破坏了，文雅的举止消灭了——与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他们自己也无法生活。
幸福不是为他们存在的，他们也不善于保护它。在生活中，他们的讽刺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不输于德国人那种甜得腻人的感伤情调。奇怪的是这些人却如饥似渴地要求别人爱他们，想得到生活的乐趣；他们刚把酒杯举到嘴边，一个恶毒的精灵便把他们的手一推，酒泼到了地上，酒杯也随着这股怒气掉进了污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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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松夫妇不久去了罗马和那不勒斯，他们打算在那里待六个月，可是过了六周便回来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百无聊赖地在意大利转悠，在罗马他们觉得痛苦，在那不勒斯他们觉得烦恼，终于决定还是回尼斯的好。他从热那亚写信给我道：“我得来找您医病。”
在外出期间，他们的阴暗心情增长了。除了神经活动失常，还出现了口角，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性质也在恶化。恩格尔松的错误在于言语不知检点，态度过于生硬，但引起争执的往往是她，而且是怀着隐藏的不满故意挑起的，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刻，这总能取得意外的成功，然而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处在戒备状态。
恩格尔松从来不懂得沉默，与我谈天可以使他轻松一些，因为他总是把一切和盘托出，甚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反弄得我不大自在。我觉得我对他们不能像他们对我那么坦率。谈话对他说来是轻松的，发泄牢骚能够使他暂时得到安慰——我却不是这样。
一天在小酒店里喝酒时，恩格尔松对我说道，每天争争吵吵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找不到出路，自杀的念头重又出现，他觉得这是最后的解脱……在这种神经不正常的状态下，可想而知，他只要身边有一支手枪，或者一瓶毒药，总有一天会采取两种手段中的一种……
我可怜他。他们两人都值得同情。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只要她嫁的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丈夫，他可以慢慢开导她，让她快快活活过日子，必要的时候，不仅用信仰，也用自己的威信（不是讽刺，是正常的威信）影响她。那些没有成熟的个性还不能独立行动，正如软骨病患者必须穿上矫形胸衣，脊梁骨才不致弯折。
我这么考虑的时候，恩格尔松继续谈着，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这个女人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她理解和寻找的我，正是我最不堪的方面，而我优良的方面对她说来，正如中国字一样不可理解；她受到了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和小家庭思想的腐蚀，我们只是互相折磨，这我很清楚。”
我觉得，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谈论自己亲密的女人，那么他们之间的基本纽带已经断了。因此我向他承认，我早已怀着深深的同情在注视他们的生活，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住在一起？
“您的妻子惦记着彼得堡，惦记着弟兄们，惦记着老保姆，既然这样，您何不安排一下，让她回国，您独自留在这里？”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千百回了，我也但愿如此，但是首先，她不肯跟任何人一起走，其次，到了彼得堡，她会寂寞死的。”
“可是在这里她也会寂寞死的。至于必须跟别人一起走，这只是反映了我们这些老爷的旧观念，您可以把您的妻子一直送到什切青上船，上了船，轮船自会送她回家。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借给您。”
“您讲得对，我非这么办不可。我感到痛心，我可怜她，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爱全部给了她，我要求她的不仅是做一个妻子，也是做一个人，我希望按照我的想象提高她，教育她，我以为她可以成为我的孩子——但我的任务超出了我的力量；而且谁能料到，我会遇到这么强烈的反抗，这么固执的对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道：“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诉您：她需要另一个丈夫……只要有合适的人，她又爱他，我可以亲手把她移交给他，这样我们两人都可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比彼得堡更重要。”
我按照字面的意义相信了这一切。他是真诚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这些人反复无常，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他们像优秀的演员，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仿佛真的变成了剧中人，以致硬纸板的剑在他们眼里像是真的，他们为《赫卡柏》56流的眼泪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