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2/24页）

我的看法过于单纯和强烈，对这些复杂的病理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神经，很难发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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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松这种类型的人，当时对我还是相当新鲜的。在40年代初，我看到的只是这个类型的萌芽状态。它是在别林斯基一生的事业即将结束的时期，在彼得堡发展起来的，也即在我之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现之前形成的。这类人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和它的朋友们。他们年轻，才华横溢，非常聪明，也非常有教养，然而神经质，带些病态，是畸形的产物。他们中间没有自吹自擂的庸才，没有文句不通的作家（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现象），但他们是受损害、受摧残的一代。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热烈而勇敢地展开活动，以《外来语辞典》53一书震惊了整个俄国。他们作为40年代紧张的精神活动的继承人，直接从德国哲学走向了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或者成为康德的追随者。

他们的周围尽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因此从跨出校门的一天起，他们便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以受到警察的注意为荣，然而他们过高评价了自己否定的成绩，或者不如说他们可能取得的成绩。从这里便产生了过度膨胀的自尊心。这不是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自尊心，那种适合于憧憬着远大前途的年轻人或者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也不是在过去的时代里曾促使人们完成英勇的奇迹，为了获得荣誉而不怕铁链，视死如归的那种自尊心，相反，这是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它的好大喜功只能对任何事业造成危害，它既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狂妄自大，同时又缺乏自信力。

在他们的抱负和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社会不能接受他们对未来的许诺，必须他们作出了成绩才能承认他们。工作和毅力都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的力量在于理解和掌握别人取得的成果。他们想靠播种的意愿得到收获，想靠他们储备充足的粮仓得到桂冠。他们不能忍受“社会不予承认的耻辱”，这使他们对别人也不公正，他们为此感到失望，以致玩世不恭。

通过恩格尔松我看到了这一代和我们一代的差别。后来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不这么有才能，也不这么有教养，但他们的整个身心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畸形特征。

尼古拉皇朝的骇人罪恶之一，便是从精神上扼杀了这新生的一代，从心灵上摧残了这些孩子。值得惊讶的是那些强壮的力量，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了下来。谁不知道士官武备学堂的教师收到的著名指示？54皇村学校的情况略好一些，但到了后期，尼古拉的憎恨也降临到了它的身上。全部官方教育只是在于灌输盲目服从的宗教，它的报酬便是进政府当官。年轻人的感情本来光芒四射，现在却被粗暴地压抑在内心，代替它的只是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互相嫉妒和争权夺利的欲望。没有被扼杀的，变成了病态和反常的发展……在这些人身上，除了炽烈的自尊心，还出现了意志消沉，缺乏信心，对工作的厌倦情绪。年轻人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忧郁症患者，疑虑重重，心力交瘁。他们全都热衷于自我反省，自我分析，自我谴责，一丝不苟地检查自己的心理现象，喜欢作没完没了的自白，谈论一生中神经失常的事件。后来向我作忏悔式自白的往往不仅有男人，还有属于同一类型的女人。我怀着同情对待他们的悔过和自我鞭挞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甚至不惜诬陷自己，以致我终于相信，这一切只是自尊心的另一表现形式。只要不采取反对或同情的态度，而是同意悔改者的话，便会发现这些女性和男性的抹大拉55多么容易恼羞成怒，报复心理多么强烈。在他们面前，你就像基督教的神父在尘世的当权者面前一样，对他们的忏悔你只有庄严地赦免罪孽和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些神经质的人牢骚满腹；哪怕轻轻碰一下他们，他们也会像含羞草一样产生反应，马上发出不可理喻的尖刻语言。一般说来，当题问涉及报复时，说话是没有节制的——不够文雅的骇人谈吐表现了对别人的深刻鄙薄，也表现了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宽容态度。这种不受约束的作风来自地主家庭、衙门和兵营，但它怎么会越过我们这一代，在新的一代中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呢？这是一个心理课题。

在从前的小组里，大学生们常常大声争吵，辩论得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然而即使在最激烈的咒骂中，有些东西还是不受侵犯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神经质的朋友（恩格尔松的一代）这个禁区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不必约束自己；为了一时的意气用事和报复需要，为了在争吵中占据上风，可以不顾一切；我常常怀着惶恐和惊异看到，从恩格尔松起，这些人毫不吝惜地把最珍贵的珠宝扔进苛性溶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