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0/24页）

恩格尔松在嬉笑怒骂中说尽了大量俏皮话和双关语以后，会越来越兴奋，马上进行即兴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却大为恼火，认为“他在外人面前的不体面行为”使她丢了脸。他通常会看出这一点，但兴致一来便很难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逗人发笑，事后脸色涨得红通通的，流满了汗，迈着华尔兹舞步走到她跟前问道：“但是我的天，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这一切难道不合适吗？”她哭得更伤心了，于是他蓦地变得既忧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兰地，然后回家，或者干脆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只得给他们打圆场，进行调停……于是他便殷勤体贴地吻她的手，一边逗乐一边请求她宽恕他的过错，有时连她也忍俊不禁，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应该解释一下，把可怜的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弄得这么伤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么。恩格尔松的喜剧天才是无可怀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连莱瓦索48也从未达到过，只有格拉索49最优异的表演，或者戈尔布诺夫50的某些故事朗诵才能相比。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兴式的，他总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随时补充和改变它的内容。假如他指望发展这方面的才能，让它获得正规的训练，他一定可以在当代的讽刺喜剧演员中占据一席显著的位置，但是恩格尔松从不想发展这方面的天赋，也不想培养它。他的天才的幼苗像野草一样富有生机，然而在他无法安定的心灵中夭折了——家庭琐事剥夺了他一半时间，而他的兴趣如此广泛，从语文学和化学，到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他什么都想染指。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尔松是纯粹的俄国人，尽管他的父亲出生在芬兰人家庭中。

他扮演世上的一切——官僚和地主，神父和警官，但表演得最好的还是关于尼古拉一世的一切，他深深地、真心实意地、毫不妥协地憎恨他。他模仿拿破仑，拿了一把椅子骑在上面，神气活现地向列队恭候的军队走去……周围的肩章、头盔、军帽都在发抖……这是尼古拉检阅军队；他突然生气了，掉转马头，对着司令官嚷了一声：“真糟糕”，司令官诚惶诚恐地听着，目送尼古拉走远后，便压低嗓音，气得喘吁吁地向师长说道：“阁下，您大概以为您是在干别的事，不是在给皇上当差，这个师真不像话，您那些团长，嘿，等着吧，我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师长的脸越涨越红，朝着遇到的第一个团长大发脾气，这样一级级骂下去，皇帝一声“真糟糕”便以几乎难以觉察的准确无误的变调传达到了骑兵司务长，骑兵队长对他已不是训斥，而是泼妇的骂街了，至于司务长，他便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军刀刀柄朝着什么也没干的士兵的腰眼猛打了。

恩格尔松表演得惟妙惟肖，不仅把每一级官员的特征，还把骑兵的姿势，他们气呼呼地拉住马缰绳对不肯站稳的马生气的样子，都表现了出来。

另一种表演带有比较和平的性质。尼古拉皇帝在跳法国的瓜德利尔舞51，他的对面是一个外国的外交官，一边是一位将军，另一边是一位大臣。这可以算得一幅完美无缺的杰作。这场表演，我们中间得有一个人给恩格尔松当女舞伴。但表演的中心是尼古拉——一个统治着瓜德利尔舞的专制君主，他的每一个舞步都是为了表现他的坚定意志，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表现他的高贵气质；尽管他用仁慈的、温情脉脉的眼睛瞧着女舞伴，这目光却既是对将军的命令，又是对大臣的指示。用言语传达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将军挺直身子，胳臂微微弯曲，全神贯注地追随着皇帝的舞步，每个舞式都循规蹈矩，每个节拍都一丝不苟；大臣则心慌意乱，吓得两腿瑟瑟发抖，虽然满脸含笑，眼睛里却几乎噙着泪水。这场表演使从未见过尼古拉的人也不能不完全相信，皇帝的瓜德利尔舞实在是对人的刑罚，与最高统治者面对面跳舞更是危险万分。我忘记说，只有外交官依然装出训练有素的轻松姿态和镇静自若的优美步子，掩盖着内心的惶恐，其实哪怕最勇敢的人也难免感到，仿佛他是衔着点燃的雪茄在火药桶旁边跳舞。

恩格尔松的滑稽表演和装疯卖傻，弄得他的妻子很不高兴，尽管这样，不能说她自己就成熟一些，老练一些，完全相反，她头脑里也混乱不堪，破坏了一切和谐与统一，使她变得难以捉摸。在她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与一个女人争论是很难靠说理取胜的，尤其当争论涉及实际事务时。恩格尔松的不协调举动，使人想起火灾之后，殡葬之后，也许还有犯罪之后的精神错乱；而她使人想起的是一间杂乱无章的房间，在那里一切都丢得乱七八糟——孩子的洋娃娃，结婚礼服，祈祷书，乔治·桑的小说，拖鞋，花，盘子，什么都有。她那些不明不白的思想，残缺不全的信念，那种既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自由，又无法摆脱习惯势力的外在束缚的作风，使人想起八岁的孩子、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太太。好几次我与她当面谈过这一点。奇怪的是，甚至她的脸也有些未老先衰，好像由于掉了一部分牙齿，脸颊塌陷了，但脸上仍保持着一些孩子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