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9/24页）

他留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起先我不相信他，后来对他感到厌倦——他使一个人的神经有些受不了。但是我逐渐习惯了他那种古怪的举止，也有些喜欢他与众不同的脸色了，因为它与西欧大部分人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尔松读书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他是语言学家，也是语文学家，但对一切都注入了我们所熟悉的怀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在从前，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过度兴奋的内心活动使他虚弱的体质承受不了。他用酒克服疲劳，提高精神，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维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焰，欲罢不能，迅速损坏了他多病的身体。

没有规律的生活和酒，头脑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活跃状态，思考的问题那么多又那么毫无结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又冷若冰霜——这一切尽管与我们从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还是令我生动地想起那些日子。我不仅仅听到了亲切的语言，也感受到了亲切的思想。他是1848年后彼得堡恐怖统治的见证人，也了解文学界的状况。当时我完全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

我们渐渐经常见面，后来甚至每晚见面。

他的妻子也是个奇怪的东西。她的容貌本来很漂亮，可是神经痛和内心的紧张不安使她变得丑陋了。她是俄国化的挪威人，讲俄语带一点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难听。一般说来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感，神经紧张，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又似乎多了点什么，这是他们经常感觉到的，尽管看不见，但像空气中的电一样总在威胁着他们。

他们在旅馆里借一间大房间，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里找他们，常常发现他们神色十分沮丧。她坐在一个墙角，眼睛哭肿了，没一点精神；他坐在另一个墙角，脸色死一般苍白，嘴唇毫无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发……他们有时会接连几个小时，甚至整天这么坐着，可是离这里几步路便是蓝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树林，那里有着一切引人入胜的东西——那蓝宝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热闹、欢乐的南国生活。应该说他们没有争吵，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没有可以争吵的理由……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时还抽抽搭搭地反复叨咕：“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她也哭个不住，相信他害了她。她常对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终于死去，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呢？”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那么同情他们，几乎想与他们一起啼泣，但大多只是对他们说：“好啦，好啦，你们根本不是这么不幸，也不这么愚蠢，你们两个都是优秀的人；我们去划船，让忧郁消失在蓝色的海洋中吧。”我有时能这么做，把他们带出他们的小天地。但到了夜间，忧郁症重又发作……他们好像在彼此怄气似的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便会引起争执，从心底重又唤起某种敌意。

有时我觉得，他们要不断刺激自己的伤口，似乎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疼痛中得到一种乐趣，一种快感，他们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们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样。不幸的是两人的身体开始显著衰弱了，他们会迅速地走进疯人院或者坟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又遭受了过多的损害；她的个性比他的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坚韧得多，刚强得多。此外，她缺乏统一和彻底的意志，那种不幸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极端对立的状况下，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绝望，是但求快死，是动不动伤心啼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欢乐，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娇气，爱好衣饰和奢侈品，她只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在勉强克制而已。她平时还是注重衣着，讲究仪表的。

她希望按照当时的观念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一个精神上担负着重重苦难的独特女性，像乔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样的人物……但是习惯的传统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总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构成恩格尔松的诗意气质，抵消他各种缺点的东西，那成为他本人的出路的东西，在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她无法追随他奔驰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样从绝望一变而为嘲弄和大笑，从坦率的微笑一变而为公开的痛哭。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联系，感到困惑……她无从理解他忧郁的思维活动中那些漫画般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