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8/24页）

我们中间产生了嫌隙。在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上他没有坦率地对待我。我不能对此毫不理会。

就在这时，俄国开始了新的时期42，萨佐诺夫又变得活跃了，写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国，但终于没有回去43，最后离开了巴黎。后来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不久前一个刚从瑞士来到伦敦的俄国人突然对我说：

“我离开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这是谁？”

“萨佐诺夫，您想，参加葬礼的没一个是俄国人。”

我的心怦地一跳——似乎为我很久没去看他感到有些后悔……

（写于1863年）

二 恩格尔松夫妇

他们俩都死了。他至多三十五岁，她比他更年轻。

他是大约十年前在泽西岛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遗孀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蓬乱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浓眉大眼，脸上流露出一种天才与疯癫、狂热与讥讽互相混杂的神气，像旧约时代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这老人便是皮埃尔·勒鲁。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我在几个月后才听到她的死讯。

现在孩子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所谈到的这个人一度对我是亲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创伤时第一个给我包扎伤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护士。她也许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使他疏远了我。他成了我的敌人……

她的死讯又把他们带回了我的脑海中……

我拿起1859年写的那份关于他们的原稿，把它重读了一遍，作为对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虑了好久，要不要发表它，不久前才决定要。我的意图是纯洁的，叙述是真实的。我不想把谴责掷向他们的坟墓，只是想与读者一起，根据这些新的例证，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后一代被摧残的人的复杂而痛苦的命运。

1865年12月31日于布瓦西埃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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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末，一个俄国人带着妻子来到了尼斯。在散步时，人们把他们指给我看。两人属于等待局势好转的人；他瘦瘦的，脸色苍白，带有肺痨病患者的神气，头发淡黄而有些发红；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显得筋疲力尽，心灰意懒，过早衰老了。

有个医生住在一位俄国夫人家中，他告诉我，那个淡黄头发的先生是皇村学校的学生，正在读《来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中受到了牵连，因此很希望认识我。我回答说，凡是正直的俄国人，我都欢迎，尤其是皇村学校的学生，何况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关，这件事我虽然不清楚，但对我说来，它是鸽子衔回挪亚方舟的一片橄榄叶子。46

几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医生，也没有看到新来的俄国人。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仆人突然拿了一张名片进来，这是他。我正与卡尔·福格特坐在餐厅里，我吩咐请客人到楼上的会客室等我，接着便在别人之先到了那儿。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发烧似的。他几乎说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静一些以后，立即从椅上一跃而起，扑到我的身上，与我亲吻，在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以前，便对我说道：“那么我终于见到您了！”接着马上吻我的手。我赶紧说：“您这是怎么啦？快别这样！”但这时他已失声痛哭。

我望着他有些困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拘形迹，或者干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边道歉，拼命向我讲颂扬的话，一边用急促的语调和强烈的表情对我说，我挽救过他的性命，事情原来是这样。他为了一点小事被皇村学校开除之后，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伤心，又非常讨厌他不得不担任的职务；不论是自己还是时局，他都看不到一点出路，因此决定服毒自杀。在实行这个计划前几个小时，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走进伊士勒47的店里，拿起了这一期的《祖国纪事》，上面登载着我的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他读着读着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轻松了一些，开始对自己向忧郁和绝望屈服感到羞愧，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正从四面八方召唤着年轻的、坚强有力的人们。这样，恩格尔松没有服下毒药，却叫了半瓶马德拉酒，把文章又读了一遍。从这时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热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许他不久再来看我。他的言语杂乱无章，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离题的话和小故事，但是从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头脑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显的是他的思想活动千头万绪，因而往往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和悲观失望的愤懑变为冷嘲热讽，从流泪变为假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