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第10/15页）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存在着缺少档案的现象。当英国国王的所有官员都随军队从波士顿逃跑的时候，海关早期的文件和档案很可能都被运往哈利法克斯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如果追溯到护国公执政时期[25]，这些文件想必记载着许多已被遗忘的或仍被铭记的人的资料，以及许多古时的风俗习惯。它们会使我感受到像我过去在古屋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的箭头时一样的喜悦。

在一个雨天，我闲得无聊，却有幸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在角落里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解开一卷又一卷的文件，读着一艘艘早已沉没在海底或已在码头腐烂的船只的名称和一些商他们的名字现在在交易所里不会被听到，在他们的长满青苔的墓石上也难以被辨认出来。我怀着悲哀的、厌倦的心情和一点点兴趣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些材料，同时，运用我多年不用而显得迟钝的想象力，力图从这些枯燥无味的材料中再现昔日这座古镇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在那时，印度还是个新的贸易区，只有塞勒姆人才晓得通往那儿的道路。我碰巧找到一个用一张古旧的黄色羊皮纸小心包裹起来的小包。这包东西有着年代久远的某个时期的官方记载的气派。那时候，职员对重要的材料都用刻板、规范的字体书写。一些引起我本能的好奇心的东西，使我解开了捆扎在这个小包上的褪了色的红带子——我觉得一定有一件宝贝要显露出来了。拆开羊皮纸封套，我发现这是一张委任状，由谢利总督亲自签名盖章，任命一位叫乔纳森·皮尤的人为英国国王陛下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塞勒姆港的海关稽查官。我记得曾看到过（很可能是从《费尔特年鉴》上看到的）大约在八十年前稽查官皮尤先生逝世的讣告，又在最近的报纸上看到过关于在这座大厦修缮期间，在圣彼特教堂[26]的小墓地里挖出他的遗骸的描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除了一具不完整的骷髅、一些服饰的碎片和一副庄严的、卷曲的假发外，我的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副假发，与它过去所装饰的那颗脑袋不同，保存得很令人满意。但是，当我仔细地检查用羊皮纸委任状包裹着的文件时，发现了比卷曲的假发遮盖着的那颗可敬的脑壳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即许多有关皮尤先生智力方面的和脑袋内部活动的蛛丝马迹。

人的名字——总之，它们不是官方文件，而是带私人性质的文件，或者，至少是以他私人的身份写的，而且显然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我只能以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尤先生死得突然，而且这些文件很可能被放在他的办公桌里，他的继承人从不晓得这些文件或者把它们当作税务业务文件，来证明为什么这些文件会混杂在海关的废物堆中。当档案被转往哈利法克斯时，这个包裹因与公事无关，便被留了下来，从那以后一直未被人打开过。

这位德高望重的稽查官——我想，由于那时很少受到属于其职责范围的业务打扰——似乎把他的一部分空闲时间花在对地方文物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的调查上了。这些调查研究为他的脑子提供了可做少量思维活动的素材，否则，他的脑子早已生锈了。不久以后，他收集的部分事实材料，在我构思标题为《大街》的文章（这篇文章包括在本书中）时帮了我很大的忙。其余的一些材料今后也许可以用于同样有价值的事情，或者，倘若我对家乡的崇敬之情能促使我去完成一项十分虔诚的任务的话，那么就这些材料而言，它们被整理成系统的塞勒姆历史资料，也不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些材料完全服从任何人的支配，只要这位先生愿意并有能力从我手中接过这项任务，从而使我摆脱这一无利可图的劳动。作为最后的处理办法，我打算将这些材料交给埃塞克斯历史协会。

然而，在这个神秘的包裹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块很旧的褪了色的细红布。红布上面有金线刺绣的痕迹，但是刺绣的花纹已严重磨损，因此昔日的光泽已不存在或几乎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它是以奇妙的绣工精心绣成的，其针法（我敢担保它出自精通这种工艺的女人之手）有着一种失传已久的技艺的痕迹，即使采用针拨丝线的方法，也无法恢复这种技艺了。对于这块破红布——时间、磨损和亵渎神圣的蛀虫已使它变成一块破布——经过仔细观察，它似乎呈现出一个字母的形状，这就是大写字母A。经过精确的测量，字母每条边的长度正好是三又四分之一英寸[27]。毫无疑问，它是被用来做衣服的装饰品的。但是该如何佩带这个字母，它过去代表什么等级、什么名誉和什么身份等，是我不能解开的一个谜（在这些方面，社会的时尚是如此的瞬息万变）。然而奇怪得很，它特别能引起我的兴趣。我的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个陈旧的红字，视线就是不愿意移开。无疑，其中肯定存在着某种值得解释的深刻含义。可以说，这个含义从这个不可思议的符号中涌现出来，微妙地传递给我的感应器官，却避开了我的脑子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