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的象征性自传邱柯斯基8（第6/9页）

艺术的神圣化

绝望终于迫使H.H.去向他的朋友路卡斯讨教。出于路卡斯的切合实际的建议，H.H.才能够把里欧找出来，而由此拾起他跟盟会失去的接触。但是拜访路卡斯意义更深的一面，在于他们有关写作的谈话。路卡斯写过一本有关战争的名著。跟H.H.一样，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经验到的一大部分，而且他也发觉，就算是10本书，每一本都比他自己的更迫切，也不可能把战争栩栩如生地传达给任何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正如H.H.目前的生活跟东方之旅的情形一样，两种真实之间的鸿沟辽阔得无法只用言辞来填补。在这些承认之后，当H.H.问他，他如何终于设法写出那本书的时候，路卡斯回答：“我要是不写那本书，就会陷入绝望；那是把我从空虚、混乱和自杀当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路卡斯的这种功用可能说明了他的名字。在福音书的作者当中，路加是唯一觉得有必要证明他的事业为正常的人，而他特意这么做，为的是要给他的朋友提阿非罗一个榜样。路加的自序跟路卡斯的言论相似的地方，在于两者都知道，“一篇”报告能够表达的事实是多么的少。

正好在本书居中部分的这篇谈话，说明了本篇故事的主要谜题之一：为什么H.H.明明知道他的故事无法叙述，却仍旧坚持下去；换句话说，为什么黑塞要写作和出版《东方之旅》。光是说写作的行为就是从混乱中得救，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底下这两项假设，答案就一目了然了：更高的真实是不能摹写的，而艺术是代表一种抵御混乱的防卫。这是黑塞那一代所特有的艺术的神圣化。艺术的世界，有可能加以构筑，和谐而完美，但与黑塞（或H.H.）想要描写的真实世界是不同的。但它只有在内容方面不同。在原则上，这两个世界是一样的：美学的结构，以它自己的法则，正如盟会的世界一般地完美。它们不同的程度，只是艺术和性质的相异，但在象征上，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艺术的世界是不依赖真实而存在，并与自己的法则相符合的一种自有目的的实体。在这个世界里，美感的和谐是可能的：混沌能够加以解决。因此，尽管企图描写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徒劳无功，H.H.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使我的生命又秉有意义，以此来拯救生命。”

只有这种艺术观才能够解释书中最动人的文字当中的两段。在布连加登的庆祝会当中，H.H.体验到他跟那个没有时间性的同时性与整体性的领域的最生动遭遇。在那里，他不但回到来自历史的过去遇到跟他自己（那就是说，黑塞自己）个人交游圈子的人物，而且他也同样强烈地看到了诗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人物。“但是不管这些艺术家的人格多么生气蓬勃，多么可爱，他们想象中的人物却毫无例外地比这些诗人和创造者自己，要更加活跃，更加美丽，更加幸福，而的确也更加优雅，更加真实。”作为具体的例子来说，巴布罗（来自《荒原狼》）跟他的作者（没有提到名字）成为对比——后者“像影子似的溜到河岸，在月光下显得半透明”。甚至于连霍夫曼，尽管他似乎显得活跃而引人注目，也只是“一半真实，一半在那里，不十分牢靠不十分真切”；至于档案管理人林赫斯特（来自《金壶》）则是精力充沛的化身。艺术的世界代表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与日常现实的无精打采的混乱相对。因此，美学领域的人物——套用黑塞的典型比较式来说——比另一个世界中的相对人物要“更加真实”。这种看法，在1930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书籍的魔性》中，黑塞又重述了一次。在那篇文章里，黑塞明确地把现象跟没有时间性的领域联系起来。诗人们生生死死——他写道——往往是默默无闻或被人忽视。然后，在他们死了几十年以后，像尼采或者是赫尔德林一般，他们忽然大放“光明，就仿佛是没有时间这么一回事似的”。在1933年，黑塞恭贺托马斯·曼出版了他的小说《雅各》，宣称小说中的人物“比世界舞台上的人物要更加真实，更加可能、更加正确得多”。

到这个时候为止，黑塞以嬉戏的象征主义，来代表至少从席勒以来，一向都很普遍的一种艺术观。艺术不应该是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所说的那种模仿，而应该构筑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它自己的整体性，根据它自己的法则，乃是“真实的”。不过，到了故事的末了，黑塞以切断联系着这两个世界的最后结合，沿着这条推理的途径，把我们往前再带进一步。因为照传统的看法，作者自己要担任日常现实——读者的世界——和美感现实——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调停人。在他的身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接触乃得以保持。然而，在最后这个场面，黑塞摧毁了这种接触，仿佛叫他的美感世界飘浮——成为一个自有的整体。当H.H.——他是叙述者而因此也是读者和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结——在档案室中揭开了存放着有关他自己的记录的小室的时候，他所发现的不是书写文件，而是一个木雕或蜡塑的小像。他更仔细地看，看到那个小像实际上是由两个塑像背靠着背所构成的——他自己和里欧。由于这个小像是半透明的，他可以看出里面有一种模糊的流动，一种不断的溶解或流泻，由他自己的形象进到里欧的形象。蓄意提到施洗约翰的话，H.H.乃想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在同一瞬间，他记起了里欧对他在布连加登亲眼目睹的现象的解释：那就是来自诗的作品的人物，通常都比他们的创造者本人，要更加活跃，更加真实。故事在H.H.突然感到疲乏，转身去寻找安睡之处的时候结束。取自《圣经》的那句隐匿的引言，当然并不比《戴密安》里的情形更为偶然。像它那样地出现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就加强了象征性结尾的意义。我们发觉：在盟会的世界里，里欧之于H.H.，有如耶稣之于施洗约翰：更加真切，更加基本，更加实质。这种差异受到底下这项事实的强调：尽管显得单纯，安德烈·里欧却是小说中唯一有名有姓的人物。至于叙述者——他是所有的人物当中最无实质的——只以他的首字母标出。一直要到H.H.以美学的创造来使自己不朽，他才有资格采取一个名字——在那个时候之前，他缺乏其他被提到的人物的那种实质，亦即创造者跟他们“更加真实”的创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