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现在这里没人喜欢卡（第7/9页）

“好的，”伊珂说,“请。”

她从前台取了钥匙。我跟在她的身后上了楼。房间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窗帘、窗户和窗外的雪。房里很冷，弥漫着一股睡觉的气息，还有些肥皂和灰尘的味道。我坐到了床边，伊珂狐疑地看着我。就是在这张床上，我的朋友和她做爱，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是在这儿死呢，还是向伊珂表白我的爱情，还是向窗外望望?大家，是的，都还在桌边等着我们俩。我说了几句搞笑的话成功地把伊珂给逗乐了。她冲我甜甜地笑了笑，说我早有预谋。然后我便对她说了些难以启齿的话，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

“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人们所写的小说，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让他们幸福。要是我告诉您我很孤独，我想待在这座城市里，待在您的身边，和您一起生活到老的话，您觉得怎样?”

“奥尔罕先生，”伊珂说,“我非常想去爱穆赫塔尔，却没有做到；我很爱‘神蓝’，他死了；我觉得自己会爱上卡，可他也死了。我很想生个孩子，却一直没能如愿。我觉得今后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照看我的外甥厄梅尔江。非常感谢您，不过您也不是认真的。”

这是她第一次说“卡”，而不是说“您的朋友”，为此我专门向她表示了感谢。明天中午，我们还能在“新人生糕饼店”见上一面，专门谈谈卡的事情吗?

很可惜，她很忙。但她许诺，为了不让我伤心，作为一个好房东，明天晚上她会和大家一起到车站送我。

我再次向她表达了谢意。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已经没有力气回餐桌了（而且我也害怕自己会哭出来）。我躺到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早晨，我躲过众人的视线，悄悄溜到了街上。我先是和穆赫塔尔，而后是和塞尔达尔先生、法泽尔一起在街上转了一整天。因为上过晚间新闻，卡尔斯人多多少少也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轻而易举便搜集到了一些必要的细节来作为小说的结尾。穆赫塔尔介绍我认识了卡尔斯首份伊斯兰政治报纸《矛》（每期的销售量为七十五份）的老板，以及报纸的主编（一名退休的药剂师，开会的时候他迟到了）。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对民主的措施，卡尔斯的伊斯兰运动出现了一些倒退，宗教学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受老百姓的欢迎了。听完他们的介绍没过多久，我忽然想起，这名上了年纪的药剂师曾经用非常怪异的方式亲了奈吉甫两次，为此奈吉甫和法泽尔还计划过要干掉他呢!“快乐的卡尔斯”旅馆的老板现在也在为这家报纸写文章（他曾经向苏纳伊·扎伊姆出卖了自己的客人）。当他提到过去的事情时，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我差点就把它给忘了：四年前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家伙，谢天谢地，并不是卡尔斯人。除了现场的录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枪做的案，并且枪的主人也已经被抓住，根据在安卡拉做的弹道分析，确定了凶手便是来自托卡特地区的一个茶馆老板。他承认是“神蓝”请他去卡尔斯的。庭审期间，这个家伙得到了一份证明他精神失常的报告，之后便在巴科尔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从医院出来以后他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开了一家名为“快乐的托卡特”的咖啡馆，与此同时，他还成了《誓言报》的一名专栏作家，专门写文章维护戴头巾女孩的权益。四年前卡迪菲摘掉了头巾，戴头巾女孩的抵抗运动也随之宣告失败，虽然现在抵抗运动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可是由于支持者不是被学校开除就是去了其他城市读大学，所以卡尔斯的抵抗运动已经远不如伊斯坦布尔那样激烈了。韩黛的家人拒绝见我。消防员的民歌在政变之后很受大家的欢迎，他也因此成了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边境民歌”栏目的明星。他的好朋友（卡尔斯医院的看门人，既是个音乐爱好者，也是萨德亭教长那儿的常客）每周二晚上都会去电视台录节目，在周五晚上播放的节目中用塔尔琴给他伴奏。政变当晚有个小孩也参与了演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把他也介绍给了我。政变过后，小孩的父亲连学校组织的演出也不让他参加了，如今这个“小眼镜”已经长大成人，不过还在替人送报纸。通过他，我才知道卡尔斯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习惯看伊斯坦布尔的报纸）都在干些什么。他们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和政府抗争到底的伊斯兰分子和库尔德民族分子，除了发表一份根本就没人看的声明，吹嘘一下他们过去大无畏的英勇精神之外，也没作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来。和我聊天的这些人，他们都希望能有个大无畏的英雄，让他们摆脱失业、贫穷、腐败和谋杀的困扰。而我多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他们都用这种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我。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觉出他们不太喜欢我在伊斯坦布尔养成的爱走神、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和小说、急性子之类的毛病。在卡尔斯，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在“团结茶馆”听裁缝玛鲁夫讲了一天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必须要上他家认识他那几个外甥，和他们喝上两杯；星期三的晚上年轻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们要召开研讨会，所以我必须再待上两天；我还必须要把敬给我的烟抽完，把奉给我的茶喝完（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