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现在这里没人喜欢卡（第8/9页）

法泽尔的父亲在瓦尔托鲁当兵时的战友告诉我，这四年里还是有很多的库尔德民族分子被杀，或是被抓进了监狱。现在已经没人加入游击队了，几年前在亚细亚旅馆参加会议的那些库尔德青年也都已经不在卡尔斯了。周末傍晚斗鸡的时候，扎黑黛那可爱却很好赌的外甥把我也带进了人群中，人们用茶杯给我敬酒，我高兴地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夜幕已经降临。为了不让大家见到，离火车开车时间还很早的时候，我便冒着雪，像个孤独不幸的行人一样慢慢走回旅馆，收拾好了行李。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碰到了密探萨菲特，直到现在扎黑黛每晚还给他汤喝。他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上了昨晚的电视，所以他认出了我。他想告诉我些什么，于是我们去了团结咖啡馆。他告诉我尽管退休了，可他还在给政府干活。在卡尔斯，密探什么时候都退不了休。他很诚实，他微笑着告诉我，城里的情报人员很想知道我来这儿到底想调查些什么（是古老的“亚美尼亚”问题，还是库尔德人叛乱问题?是宗教团体问题，还是政党问题?），他说要是我告诉他的话，他还能挣上点钱。

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卡，并且向他问起了有关卡的事情。我提醒他说，四年前他曾经跟踪过我的朋友。

“他是个很友好的人，他很喜欢狗。”他说,“不过，他的心思在德国，他很内向。今天这儿没人喜欢他。”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点什么，便很小心地问起了“神蓝”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就像我来这儿是为了打听卡的事情一样，一年前也有一拨人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打听“神蓝”的事情!萨菲特告诉我说，这帮年轻的伊斯兰分子敌视政府，他们为了找寻“神蓝”的墓地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因为“神蓝”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不让人们去扫墓），他们只得无功而返。这时法泽尔也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他说他从宗教学校的老朋友那儿也听说过这回事，这帮伊斯兰青年想起“神蓝”曾到德国“朝圣”，所以他们也逃到了德国。他们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现在这一组织不断地壮大起来。他们还在德国创办了一份名为《朝圣》的杂志，在创刊号里他们声称要报复那些对“神蓝”的死负责的人。我们都猜想可能是这帮家伙杀了卡。那一刻我凝望着窗外的飞雪，想像着卡的诗集《雪》惟一的手稿在柏林落到了“神蓝”的某个追随者的手中。

这时，又一个警察坐到了我们桌上，他告诉我所有的传闻都不属实。他说“我可不是矿物眼!”可他自己也不知道“矿物眼”是什么意思。他非常爱苔丝丽梅，要是她没自杀的话，他肯定是要和她结婚的。这时我突然想起，四年前萨菲特曾经在图书馆查过法泽尔的学生证。卡还把这件事写到了笔记本上，不过他们可能早就忘了吧。

我和法泽尔走到了街上，两个警察习惯性地跟在我们身边，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还是因为职业习惯。他们一边走一边抱怨着生活，抱怨着生活的空虚，抱怨着爱情之痛和无法抗拒的衰老。他们俩都没有戴帽子，雪花在他们花白稀疏的头发上积了起来。“四年了，卡尔斯是不是更穷，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听我这么一问，法泽尔便回答说，这几年大家看电视看得是越来越多了，那些无业游民也不去茶馆了，而是待在家里通过卫星天线收看世界各地的免费电影。大家都攒了些钱，在自家窗户跟前装上了锅一般大小的白色天线，这便是卡尔斯四年里惟一的变化了。

我们在新人生糕饼店一人买了一块核桃仁的酥饼（这酥饼让教育学院院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作晚饭吃了起来。见我们要去车站，这两个警察便离开了我们。现在只剩下我和法泽尔两人孤独地走在大街上。商店已经关门，茶馆里空无一人，亚美尼亚人的房子早已无人居住，明亮的橱窗上也已结上了冰，栗子树和杨树上满是积雪，一盏盏的霓虹灯把街上映照得更显凄凉，除了我们的脚步声，万籁俱寂。警察已经走了，于是我们拐进了巷子里。雪刚才还像是要停的样子，可现在又大了起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想到就要离开卡尔斯，一种痛苦的感觉便噬咬着我的心，我觉得很内疚，仿佛自己就要离去却把法泽尔一个人扔在这空荡荡的城里一般。远处，有两棵野橄榄树离得很近，干枯的树枝和树上的冰溜子交错在一起，突然从中间飞出一只麻雀，从我们头顶掠过。地面上又积了一层软软的雪，街上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因为走累了，所以呼吸越来越急促），让人觉得如同在梦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