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第12/18页）

“瞧你说的，偷渡的又不是我，我怎么知道？”华林说。

“你不光不知道，连想都想不出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事实大于想象的时代。”那人似乎对自己的说法很满意，所以紧接着打了一个鸣指。列车的轰隆声使他的鸣指发哑，这似乎也超出了他的想象，所以他打完之后，盯着手指看了好一会儿，好像在探究它失声的原因。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对它的探究，他把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用缅怀的口气开始了滔滔不绝的回忆。与此同时，他还示意华林也应该把手放到胸前。他说，九年前，当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他搅进了案子，后来飞到了南方。他的一个朋友在南方的一所高校任教，朋友的两个得意门生毕业之后没能找到如意的工作，后来干脆当起了偷儿。那两个偷儿门路很广，给他办来了各种假证件，然后把他塞进了一列货车。因为不知道货车什么时候出站，所以他们还给他准备了充足的干粮。他们考虑得很细，细到什么地步？连包大便用的塑料袋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说，还算比较顺利，一星期之后他就随着货车出去了。他在外面混了多年，好歹在香港立住了脚跟，后来以香港公民的身份，在去年的七一，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说他这次回来，是为了帮那两个偷儿，他们最近被抓了进去，他的那个在高校任教的朋友，希望他能找他当年的一个同事出面打个招呼，把两个徒儿放出来。那个同事被称作及时雨宋江，早年也是他的朋友，八九年下半年从学校调了出来，之后连连升官，眼下在一个重要的部门任职，一言九鼎，放个屁都能把下面的人吓趴下。

“来之前，我给那个同事打了个电话，说我有事求他。他问是什么事，我说电话里不好多说，只能见面再谈。我还说我手头既没有女人，也没有多少钱，让他看着办。你猜怎么着？他说他倒可以送个女人给我。他这样慷慨，让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俗话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旧的好。”华林终于找到机会插了一句。

“说起来，我还是他儿子的干爹呢。”

“要是在西方，你就是他儿子的教父，”华林说，“我其实也是去看朋友的。和你不同的是，你的朋友是个活的，而我的朋友是个死的。我现在就是要去参加那个朋友的葬礼。”

如果不是这句随口说出的话提醒了他，华林就想不起来此时此刻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香港客还在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怎样把老婆弄到香港，老婆又怎样从香港去了美国，两个人后来又怎样“拜拜”。华林对他表示了一番安慰，可对方并不领情，说他其实巴不得她早点滚蛋，滚得越远越好。香港客谈兴甚浓，可华林却有点听不下去了。他现在突然想起来有一件分内的工作，正等着他去完成，那就是给范志国写一篇悼词。他想，既然他是范志国的朋友当中最有学问的人，那写悼词的任务肯定会落到自己头上。怎么搞的，这么大的事，我竟然差点给忘了？

写悼词是一件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所以他得到厕所里去蹲上一会儿。是的，华林喜欢蹲在厕所里思考问题，排忧解难——他的尿频症和痔疮可能和这种习惯有关。据说许多杰出人物都有这种华林式的习惯。在华林的一张卡片上，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伟大的马丁·路德，苦于找不到宗教改革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一天，他正在威登斯堡修道院的厕所里解大手，突然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因信及义——从此他才得以启动宗教改革的方舟。华林虽然没能创造出路德教，可他正在写的《寻求意义》一书中的许多重要观念，都是在厕所里冒出来的。这会儿，他离开那个饶舌的香港客，来到了软卧车厢的厕所。为了能够理出一个基本的头绪，他虽然只是想撒泡尿，可他还是像女人那样蹲了下来。奇怪的是，他蹲的时间越长，他的脑子就越乱。这让华林很恼火。华林将此归咎于火车轰鸣声的干扰和范强打来的那个电话过于语焉不详——如果范强在电话中把他爹是怎么死的说得稍微清楚一点，他很可能在家里就把悼词写出来了，哪能让它拖到现在？

不过，还没等他把皮带扎起来，他就意识到他其实不必为此焦虑，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致悼词的通常都是死者的上司或者死者的继任者。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表演机会——通过表扬死者，来表现自己知人善任；通过赞颂死者，来强调自己继任的合法性——这等好事，他们是不会让局外人染指的。华林想，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在阳城之行结束之后，写上一篇带有悼念性质的短文。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安慰徐雁和范强，尤其是徐雁！他还突然想到，范强的那个电话很可能就是在徐雁的授意下打来的。哦，不是可能，而是一定！她之所以没有亲自去打，显然是因为担心吴敏吃她的醋。当然，还可能有别的原因：比如，一想到要跟我说话，她就会像少女那样，心里怦怦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