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31/41页）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啊！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

我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

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啊？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干吗？”

“唉，”朋友叹口气，“有上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

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

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

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答不理的态度，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

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了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忤，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

我那个姑娘很温顺，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惜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的那种空虚。

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

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裸裸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擦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

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溜达。

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通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

“看见杜梅了吗？”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

“哪儿和哪儿赛？”

“你们怎么啦？”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

“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

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

将近10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

她没理我。

“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