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7/41页）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拉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

“是不是没朋友啊？”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往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涨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未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唐山大地震给砸死的。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杆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

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舍楼更破旧，是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户很窄很高，还是双层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黢黢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前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

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枪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

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在着深仇大恨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以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抬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灰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式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吗？”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笨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乜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

“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