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的富格尔家族（第4/7页）

“我太软弱了。”

于是玛尔塔不再跟她提起逃跑的事，只用食指尖指给她看一段经文，那一段讲的是抛弃家人追随天主的故事。

早晨的清冷迫使她们不得不躲到床上取暖。她们纯洁无邪地搂在一起，眼泪交汇，相互从中得到安慰。随后，青春的活力占了上风，她们嘲笑起未婚夫的小眼睛和胖脸颊。玛尔塔的求婚者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贝内迪克特描绘那个头顶微秃的商人；还有那个小乡绅，比武的日子里他紧紧裹着一副哗哗作响的铠甲；还有傻里傻气的市长儿子，身穿奇装异服，戴上插羽毛的便帽，穿一条前裆有条纹的裤子，活像有人从法国寄给裁缝铺套衣服的假人；玛尔塔被逗笑了。那天夜里，玛尔塔梦见菲利贝尔，这个撒都该教徒，这个心灵未受割礼的亚玛力人，他将贝内迪克特带到一只黑匣子里，在莱茵河上独自漂流。

1549年初，阵阵雨水冲走了菜农的秧苗；莱茵河的一场泛滥淹没了地窖，苹果和没有装满的酒桶漂浮在灰色的水面上。五月份，还是青绿色的草莓腐烂在树丛里，樱桃腐烂在果园里。马丁让人在圣热雷翁教堂的门廊下向穷人施舍汤水；他的这些善举，既出于基督徒的慈悲心肠，也由于害怕骚乱。但这些损失只不过预示了一场更可怕的灾祸。来自东方的鼠疫经波希米亚进入德国。它伴随着钟声一路不慌不忙地过来，俨然一位皇后。它俯身凑到饮酒者的杯子上，它吹灭坐在书堆中间的学者的蜡烛，它为教士的弥撒效力，它像臭虫一样藏在烟花女子的衬衫里；鼠疫将某种蛮横的平等，某种刺激而危险的冒险欲望，带到所有人的生活里。丧钟在空气里散布着葬礼后经久不息的喧哗：那些聚集在钟楼下的闲人不厌其烦地观看高处敲钟人的身影，他时而蜷缩起来，时而展开身体，将全身的重量吊在大钟上。教堂不得空闲，酒馆也一样。

马丁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仿佛他要对付的是一个盗贼。照他的说法，最好的预防措施莫过于适量地啜饮几口好年份的约翰尼斯堡葡萄酒，避开妓女和酒鬼，不要嗅街上的气味，尤其不要打听死者的数目。约翰娜照旧去市场买东西，去外面倒垃圾；她伤痕累累的面孔和一口外乡土话一向让女邻居们感到不自在；在这些多灾多难的日子里，疑虑转化为仇恨，有人见她路过就说她在传播鼠疫，她是巫婆。不管老女佣承认与否，她心里暗自高兴上帝的灾祸终于降临了；这种可怕的快乐写在她的脸上；她自愿服侍病重的萨洛美，别的女佣都不愿沾惹危险的活计，她的女主人却呻吟着将她推开，仿佛这个女佣手里拿的不是一只水罐，而是镰刀和沙漏。

第三天，约翰娜不再出现在病人床头，贝内迪克特负责让母亲服药，还要将不断掉落到地上的大串念珠放回她的手中。贝内迪克特爱她的母亲，或者不如说她不知道可以不爱她。然而，母亲无知而浅陋的虔诚，像产妇一样喋喋不休的唠叨，像保姆那样快活地跟已经长大的孩子提起牙牙学语时的情形，提起便盆和襁褓，这一切曾经让她觉得难为情。她为这些没有说出来的不耐烦而感到羞愧，于是侍奉母亲愈发殷勤。玛尔塔送来托盘和成摞的床单，却想方设法从不进入病人的房间。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医生来诊治。

萨洛美去世的当天晚上，贝内迪克特躺在表姐身边，她感到疾病在向自己袭来。剧烈的干渴像烧灼一般，为了分神，她想象《圣经》里的雄鹿在水泉边畅饮。一阵轻咳引起痉挛，让她的嗓子发痒；她尽量忍住，以免打扰玛尔塔睡觉。她十指交缠，觉得自己已经漂浮起来，随时可能从有围幔的床上漂走，前往上帝所在的澄明的天堂。福音书里的赞美诗已经忘记了；女圣人们友善的面孔又出现在床幔之间；马利亚从天上蔚蓝色的云层中伸出双臂，胖乎乎的漂亮圣婴，手指粉嫩，模仿他母亲的姿势。寂静中，贝内迪克特为自己的过失而痛悔：为了一条被撕坏的帽子饰带与约翰娜争执，对那些从自己窗下经过的年轻人的目光报以微笑，她有过死的愿望，其中掺杂着向天堂走去的倦怠和焦躁，掺杂着她的渴望，那就是从此不要在玛尔塔和家人之间有所选择，不要在与上帝交谈的两种方式之间有所选择。晨曦初露时分，玛尔塔看见表妹残损的面孔，发出一声惊叫。

按照习俗，贝内迪克特赤裸着身子睡觉。她请求为她准备好熨烫过的细布衬衫，还试图梳理头发，结果只是白费劲而已。玛尔塔照料她，但在自己鼻子上捂了一张手巾，这具染病的躯体使她感到恐怖，这一点令她沮丧。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潮气；病人怕冷，尽管不合时令，玛尔塔还是生了火炉。跟前一天她母亲所做的一样，小姑娘用沙哑的声音请求给她一串念珠，玛尔塔用手指尖递给她。突然，小姑娘凭着孩子的狡黠，看见她的伙伴在浸过醋的面罩上方露出惊恐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