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8/25页）

在年月最后一周的一个多雨的早晨，那次会议在客厅那某种程度上并不正式的环境中召开了选择一个这样的开会地点是因为要适合与会者中许多“不能公开身份”的人。事实上，照我看来，会场上那种非正式的场面已达到略微可笑的程度。在那布置得非常女性化的房间内塞满了那么多板着面孔、身着深色上衣的绅士，有时一张沙发上竟有三四个人肩并肩地坐着，看见这种拥挤不堪的场面真让人觉得非常古怪；但是这种场面正是出于某一部分人的决定，目的在于营造出这一切仅仅是一次社交活动的气氛，而实际上这些人甚至装模作样地在其膝盖上摆着翻开的报刊杂志。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被迫不断地进进出出于那个房间，因此我便无法了解会议程序的全貌。然而我记得达林顿勋爵以正式向与会客人致欢迎辞的方式宣布讨论会开始，之后，他又继续扼要阐述了为了放宽凡尔赛条约中诸多条款而引发的有关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并强调指出他自己在德国亲眼目睹的巨大灾难。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听到勋爵阁下在许多场合表白过这类同样的观点，然而这一次他在这庄严的氛围中发言时所表现出的说服力是如此的深刻，我不禁再次为之动情。戴维卡迪纳尔爵士接着发了言，尽管我没听到他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其发言本质上似乎更多的是法律上的，非常坦率地说，他的言辞深奥得我无法理解。

然而他的要旨似乎与勋爵阁下的很接近，在结束发言时，他呼吁终止德国的战争赔款，而且法国部队应从鲁尔地区撤军。然后那位德国女伯爵开始发言，而就在这时，出于某种我今天已无法回忆得起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客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返回时，客人们已展开了公开辩论，其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涉及到贸易和利率我都很难理解。

据我的观察，杜邦先生一直未对讨论的议题发表过意见，从他那阴沉的表情便很难判断他是在倾听所讨论的问题呢，还是在潜心思考其他问题。有一次，我在其中一位德国绅士讲话的过程中碰巧要离开客厅，杜邦先生突然站起身来尾随我走了出去。

“管家，”我们刚一到门厅处他就说道，“不知我能否叫人换一下我脚上的绷带。我的双脚此刻正让我坐立不安，我简直没法去听那些先生们的发言。”

据我的回忆，我曾求助于肯顿小姐，那当然是差人送去口信并且让杜邦先生坐在台球室内等待护士的到来，这时仆人领班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面带忧伤地告诉我父亲生病了，正待在楼上。

我赶紧跑上二楼，刚转过楼梯平台，眼前便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处，几乎就在那扇宽大的窗户跟前，当时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正下着雨，模糊可见我父亲凝固地保持着一种姿势，那让人联想到他正参加某种庄重的仪式。他的一只腿跪在地板上，头向前倾着，好似正使劲推着他面前的手推车，而那手推车不知何故竟然顽固的纹丝不动。有两位侍女在离他不远处站着，正敬畏地注视着他所作出的努力。我走到父亲身旁，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上的双手慢慢松开，小心翼翼地扶他躺在地毯上。只见他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这情形急需另外的援助，有人及时搬来一把躺椅，而后我父亲被抬进了他的房间。

父亲被安放在了床上，我一时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才好；因为，若我在这种情况下把父亲丢下离开，这似乎太不合情理，但与此同时我又确实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站在 口进退两难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我身旁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此刻我比你多那么一点儿时间。倘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照料你的父亲。我会请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的，如果他有任何要紧事告诉你，我是会通知你的。”

“谢谢你，肯顿小姐。”话一说完，我便离开了。在我返回客厅时，一位牧师正在谈论柏林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我立即更为忙碌地为客人添茶倒咖啡。我留意到有几位先生正喝着烈性酒，有一两位甚至不顾那两位女士在场而开始抽起烟来。我至今仍不能忘怀的是，在我手拿空茶壶走出客厅时，突然肯顿小姐叫住了我并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

在她说话的那当儿，我看见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立即向他走去，手中仍然拿着那把茶壶。那大夫望着我，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你父亲的情况可不太好，”他说道，“如果他病情恶化的话，务必即刻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