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9/25页）

“好的，先生。谢谢你了，先生。”“史蒂文斯，你父亲多大年纪了？”“七十二岁，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沉思片刻后又说道：“如果他的病情恶化的话，务必立即通知我。”

我再次感谢了大夫，并将他送出门外。

正是在那天晚上的晚餐前不久，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之间的谈话。出于某种原因我来到了杜邦先生的房间前，刚要举手敲门，我又立即停下来，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你自己也许并没有这种习惯来采用这种微不足道

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在某个极为不恰当的时候去敲门，而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并且我也敢担保这在许多同行中也是普遍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如此的行为中完全没暗含有任何托词，而我个人事先丝毫也不曾打算如我那天晚上那样竭力去窃听。然而，正如一切均由命运所注定，当我把耳朵贴在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我碰巧听到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尽管我迄今仍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我首先听到他所说的那些话，而的确是他说话的语气才引起了我的猜疑。我听到的嗓音是那么和蔼缓慢，而正是以这同样的嗓音，那位美国绅士从到达之时起就已吸引了许多人，可是眼下这嗓音里却不容误解地隐藏着某种诡谲的成分。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之他此刻又在杜邦先生的房间内，很可能在向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大献殷勤这一事实，才使得我止住举起的手而未去敲门，取而代之的是继续听下去。

达林顿府内许多卧室的门都相当厚，我便无法听清所有交谈的内容；因此，今天我要准确不误地回忆起当时所碰巧听到的谈话内容就不那么容易，实际上，那天夜晚之后在我将此事向勋爵阁下汇报时也是如此。然而无论如何，这并不等于说我并没有对当时在那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有相当清晰的印象。实事求是地讲，那位美国绅士当时竭力表明这样的看法：杜邦先生一直被勋爵阁下和其他与会者操纵；对杜邦先生的邀请曾有意被推后，以便让其他代表在他不在场时可以商讨重大问题；甚至在他来到这儿之后，勋爵阁下亦被见到曾与那几位最显要的代表进行过小范围的私下讨论，而并未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紧接着，刘易斯先生便开始转述在他到达的第一个晚上的晚宴上勋爵阁下和其他人所说的那些话。“先生，坦率地讲，”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样说，“他们对你的同胞们所持的态度简直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居然用了诸如‘野蛮’、‘卑鄙’之类的字眼。说实话，仅在几小时之后我就把他们的话都记在了我的日记里。”杜邦先生简洁地说了些话，但我没能听清，之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先生，请让我告诉你吧，我当时真是太吃惊了。难道这些言辞能用来描绘仅在数年前曾与你肩并肩战斗的盟友吗？”

今天我仍不能肯定我当时是否真该去敲门；设若考虑我所听到的那令人担忧的内容，我也许会作出判断，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立即离开。总而言之，我在那并没有逗留得太久正如在这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地向勋爵阁下所解释的那样，去谛听有关杜邦先生对刘易斯先生的谈话所持态度的任何线索。

翌日，在客厅里所进行的讨论似乎已达到新一阶段的紧张程度，而在中午时分，唇枪舌战的辩论愈来愈趋于白热化。我当时的印象是，许多发言均以指责的语气、甚而是愈发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坐在那把扶手椅里的杜邦先生。而他却坐在那儿，自顾用手指抚摸着他的胡须，很少发言。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会议暂时休会，我都注意到刘易斯先生就会迅速地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其他地方，以便他们能够安静地交换意见，而这一点也正是勋爵阁下最放心不下的。有一次，午餐刚一结束，我记得我曾无意中撞见那两位先生正在图书馆的门口鬼鬼祟祟地谈话，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我刚一接近，他们便立即停止了交谈。

在这期间，我父亲的情况既没好转也未恶化。据我了解，他多数时间里是在睡觉，事实亦是如此，在我难得有点空闲功夫爬上那间狭小的屋顶房间时，我总发现他睡得很熟。直到他疾病复发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才算真正有了与他交谈的一次机会。

那天晚上，在我走进我父亲的房间时，他也正睡得香。肯顿小姐留下来伺候他的那位女仆一看见我便立即站了起来，并开始摇晃着我父亲的肩膀。

“嘿，傻姑娘！”我大声说道“。你想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