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6/29页）

［下面粘贴着几页写得十分潦草的文字，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昨晚上作家团体的会议。我们五个人讨论斯大林有关语言学的理论。文艺批评家莱克斯建议逐句讨论这本小册子。三十年代过来的“无产阶级作家”乔治抽着烟斗，摆出莫测高深的样子说：“我的天，有这个必要吗？就是全谈理论的章节也用不着这样做。”专写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记者克拉夫说：“是的，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家狄克说：“我们至少应吃透主要的精神。”莱克斯于是带头发了言。他用那种多年来大家所熟悉的恭敬的口吻谈及斯大林。我心里在想：我们这几个人如果在酒吧相聚，或者在街上碰面，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口吻来说话，变得既冷漠又痛苦。当莱克斯说他简短的开场白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然后，刚刚去过俄国的迪克（他经常到某个共产党国家去旅行）提起他在莫斯科跟一位苏联作家谈及斯大林对某位哲学家异常严厉的批判：“我们必须记住：他们辩论的传统比我们的传统粗俗随便得多了。”他用的是咄咄逼人、完全以好人自居的口吻，我自己有时也这样做，“好了，你当然还得记住，他们的法律传统与我们的也是大不一样的。”我一听见这种口吻，心里就很不自在。几天以前，我听见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于是嘀咕起来。我平时并不犯嘀咕。我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本那样的小册子。我心里很沮丧，因为在我看来，它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我理论上的修养不够（莱克斯在这方面很内行），总担心自己会说出什么蠢话来。我当时的心情还不止这些。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冒失：别人所谈的话一下子全听不进去了。我发现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话，好像都成了一种外语——他们本应表达的意思与他们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之间存在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那些像《芬尼根守灵》那样破坏了语言规范的小说。满脑子都是语义学。斯大林费心劳神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这正是语言不得安宁的一个信号。但是，连那些最著名的小说都在采用这些胡言乱语，我还有什么权利再批评它呢？不过，我依然觉得这本小册子很拙劣。我说：“也许译得很糟糕。”我为自己的声音中含有为作者辩护的意思而感到惊讶。（我知道，如果我跟莱克斯单独在一起，我就不会为作者辩护了。）我即刻明白：我已表达了大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写得很拙劣。许多年以来，我们总是说来自俄国的小册子、文章、小说、公告等等都有可能“译得很糟糕”，但现在我却存心想说：“这本小册子写得很拙劣。”让我大为惊讶的是，这话我并不情愿说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参加这样的会议前本打算说一说自己的不安与厌恶，但一旦会议开始，又由于此种顾虑而一言不发了。）最后——我说话的口气可爱得有些像个“小女孩”——我说：“你们看，我并不具备对它进行评判的理论修养，但这句话显然很重要：‘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基础’——这话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要么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要么就是一种遁词。要么就是狂言。”（我如释重负，一边说一边抛开了那种存心让人失去警觉的女孩子样，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情绪依然很激动。）莱克斯脸红了，他不断地翻动着小册子，说：“是的，我必须承认，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沉默了一会儿，乔治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这种理论性的问题是我最头痛的。”我们大家都变得很不自在起来——只有乔治例外。目前，有许多同志持这种粗暴的态度，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做缺乏文化修养的人。乔治就是这种人，他而且还以此为乐。我心里想：他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他就以这样的态度留在党内，那么，他应该……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我们就打算放弃讨论了。我们不再去理会那本小册子，而开始谈论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主张等等。我们谈到了俄国、中国、法国和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期间，我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谁都没有说事情从根本上出了差错，但我们所说的话中显然隐含着那个意思。我禁不住总要去思忖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只有两人在一起时，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跟三人在场时大相径庭。两人在一起就跟非党人士没有两样，总以批评的姿态探讨政治问题。（所谓非党人士，我是指那些不会说行话、在一个旁观者看来不像个共产党员的人。）一旦超过两个人，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在谈论斯大林时尤为明显。尽管我打心底里觉得他是个狂人和刽子手（当然，我始终忘不了迈克尔说过的那句话：在我们这时代，任何事物要想弄清其真相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愿意人们谈到他时表现出纯朴而友好的敬意。这是因为那种敬意一旦被人弃之一边，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而去了。可笑的是，我总相信民主和正义的一天一定会实现。一个梦想就要破灭了——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