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光辉的败绩（第25/77页）

这时巴龙却在激烈地琢磨着一个问题。最后他惶恐地问范涅克：“请原谅，军士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真认为由于跟意大利的这场战争，我们的定量会要减少吗？”

“对，这道理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范涅克回答。

“耶稣玛利亚，”巴龙尖叫起来，双手抱着头，一声不响坐进了角落。

车厢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讨论终于就此结束。

在军官车厢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士官生别格勒缺了席，若不是有了3连的杜布中尉取代了他，对意大利参战所造成的战争新形势的讨论肯定会非常沉闷。

杜布中尉当老百姓时是个教师，教捷克语，那时他就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对效忠王室的过人的踊跃。

他给学生出的作文题是关于哈布斯堡王室的。爬到峭壁上下不来的马克西米连皇帝（那事吓坏了他的低年级学生）；犁地的约瑟夫二世；仁慈的腓迪南，如此等等。高年级班次的题目当然更尖端，比如七年级的练习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恩主佛朗兹·约瑟夫一世”。这个题目使一个七年级的学生被奥匈帝国全部中学拒收，因为他的作文说这位统治者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在布拉格建造了佛朗兹·约瑟夫一世大桥。

杜布中尉一直非常注意培养他的全体学生唱歌，要怀着饱满的热情在每个皇室成员的生日或类似的皇家庆典时唱奥地利国歌。他在社会上名声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密探，拿同事告密。在他教书的那个城市里，他是三大傻瓜或笨驴之一。三大傻瓜由地区的中央代表、小学校长和他组成。他在那小圈子里学会了怎样在奥匈帝国的框架内发言。现在他又用他那僵硬成了岩石的教师的声音和口吻开始了推理。

“我考虑了所有的情况，我对意大利的参战丝毫不觉得意外——三个月前我就预料到了。很明显，意大利因为跟土耳其争夺的里波里战争的胜利，最近变得极端傲慢了，而且它过分仗恃他们的海军和我国沿海各省与南蒂罗尔〔26〕人的心态。我甚至在开战前就跟地区的中央代表讨论过，而且指出：政府对南方的抵制运动不可低估。他认为我说得非常对，因为对这类人的过分宽大会导致什么后果，任何一个胸怀保卫帝国大志的人早就应该明白。我记得很清楚，大约两年前，在我跟地区的中央代表谈话时我就说过，意大利正在窥伺，想抓住第一个机会从背后背信弃义地捅我们刀子。那还是巴尔干战争时期，菩罗查思卡领事事件的时候。

“现在果然捅了！”他大声喊叫，那口气仿佛每个人都在跟他争吵似的，虽然他说话时在场的全体正规军官其实只觉得这个夸夸其谈的老百姓还是进地狱去的好。

“没有错，”他继续说，口气缓和了些。“我们学校大部分的作文都忘记了以前我们跟意大利的关系，也忘记了1848年和1866年的伟大日子，那时的部队可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这些胜利至今还在旅部的命令里提起。但是，我至少是永远尽忠职守的。而在学年结束以前，也就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让学生写的作文已经是下面的题目：‘我们在意大利的英雄：从维参扎到卡斯托扎……’”

然后白痴的杜布中尉用德语郑重其事地说：“……为哈布斯堡王朝而流血牺牲！为了不受侵犯的、团结的、伟大的奥地利而……”

他住了嘴，显然以为军官车厢的人会谈起新的形势，好让他继续显示自己怎么在五年前就知道意大利有一天会这样对待盟友。但是他完全失望了，因为玛图西齐从车站给萨格纳上尉带来了《佩斯使者报》的晚报版。萨格纳上尉看着报纸说：“看这儿，伐茵纳姑娘昨天在布拉格小剧院演出了呢——我们在布路克见过的，去客串表演的那位小姐。”

军官车厢对意大利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跟坐在列车后面车厢里的人一样，玛图西齐和巴泽也是从纯粹实际的观点看待对意大利的战争的。多年前在正规服役时，两人都参加过南蒂罗尔的军事演习。

“要是非爬山不可，那可真是件累死人的差事，”巴泽说。“萨格纳上尉的箱子一大堆。没有错，我是个山里人，但是那跟把枪藏在外衣里去瞧瞧能不能在什瓦曾贝格亲王的庄园里打到一只野兔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拿车送我们下到意大利去倒也自然。可在山上和冰川上飞跑着送命令，我就未必喜欢了。而下面那地方的吃的，唉，就只有玉米粥和油。”玛图西齐颓丧地说。

“人那么多，他们凭什么单推我们上山？”巴泽生了气说。“我们的团去过塞尔维亚，上过喀尔巴阡山，我已经背了上尉的箱子满山游荡过了。我掉过两次箱子，一回是在塞尔维亚，一回是在喀尔巴阡山的一次小冲突里，而现在，我说不定还得在意大利前线再掉第三次。至于说到那下面的食物……”他吐了口唾沫，走到玛图西齐身边，对他亲热地说，“你知道在我们家里，在喀什派司克—霍瑞，我们用生土豆都能做小团子。我们把土豆煮一下，蘸满鸡蛋，再裹上厚厚的面包渣，然后用腊肉油煎。”他说“腊肉”一词时，带着神秘的庄严。